7月7日，江苏省在无锡召开太湖水污染治理工作会议，省委书记李源潮在会上指出，要以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整治太湖污染，一些成为污染源的工厂必须关闭，一些高污染的产业必须淘汰，一些富营养化的养殖必须压缩，这是我们向大自然还账，这个代价必须花，这个决心必须下，这个共识必须形成。（7月8日《扬子晚报》）

    近日以来，江苏太湖蓝藻暴发、云南滇池蓝藻泛滥等现实，无情地给我们敲响了生态危机的警钟。事实上，这些生态危机的成因并不复杂：除了气候与环境诱因影响，最根本原因是排入水中的污染物远远大于它的环境容量。如果再往前追溯一步，则是经济结构“蝴蝶效应”——为了发展地方经济，为了地方经济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不少地方官员上马或纵容高污染的工程项目。可以说，正是我们之前单一的GDP政绩考核模式，让不少地方官员产生了不顾后果的政绩性冲动，进而诱发了一系列的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的种种现象，我们几乎都能追溯到经济结构这一根源性问题。如果不反思我们的经济结构，没有一种约束地方政府政绩性冲动的良好机制，生态危机今天出现在太湖和滇池，明天就将会遍布大河小溪，概莫能外、无一幸免。

    从某种程度上说，太湖水污染治理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向大自然还账”等等，依然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陈旧思路，并不见得有多新颖、多高明、多鼓舞人心，也无法从根源上消除症结性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有主政官员（不管是现任还是前任，也不管是在职还是退休），要为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丢掉乌纱帽或承担法律责任，“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转型”、解决“前赴后继的生态危机”还会那么困难吗？显然不会！很遗憾，我国因生态危机被问责的官员还少之又少，还构不成足够的威慑。

    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转型，有赖于中央和地方的“上下一条心”，而不是狭隘的地方自利主义思维；有赖于更严厉的绿色政绩考核机制和对官员实施环保问责制度，而不能仅凭地方官员的“大局意识”、“政治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