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诊专家：

　　杨冬青（废旧电子产品综合利用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

　　杜欢政 （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浙江）院长）

　　李金惠 （清华大学教授）

　　王学军 （北京大学教授）

　　翟 勇（全国人大环资委助理巡视员）

　　王维平（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沈本尧（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会诊室

　　症状：回收处理体系不完善，私拆乱堆污染环境。

　　处方：多种回收方式并存，出台引导和扶持的政策，严惩违规操作。

　　诊断――

　　杜欢政：目前，大多数废旧电子产品都被“游击大军”回收，具有使用价值的旧电子产品就被卖到旧货市场，无法再使用的就简单拆解后提取其中的金属，这给当地环境、社会治安都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李金惠：根据当前国情，我觉得个体流动回收、公共固定回收等方式都应充分利用起来，将有偿回收与无偿回收相结合。

　　翟勇：我们应在法律层面上予以严格的管制，以明确的规定和标准强制个体回收者依法放置废旧电子产品，防止污染土壤和水流。同时，对自行拆解废旧电子产品的个体回收者，应给予严厉的惩罚，以此杜绝私拆现象的发生。

　　王学军：用经济手段来推动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和处理的产业化，是完善废旧电子产品回收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考虑通过减免税收、财政支持等方式进行引导和扶助。

　　症状：民众意识薄弱，对废旧电子产品处理不当，对废旧资源价值认识不足。

　　处方：全民回收教育，重视垃圾再生资源，普及回收基本知识。

　　诊断――

　　王维平：“垃圾”成为战略资源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上至国家，下至公民，应该对废旧电子产品等“垃圾”资源充分重视起来，让废旧电子产品得到一个有效的处理。

　　翟勇：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承担起向社会宣传教育正确回收处理废旧电子产品的责任，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让全民认识到有效回收和处理废旧电子产品不仅可以节约资源，同时也可以防止环境污染，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

　　症状：废旧电子产品回收技术和装备落后，相关研发力量薄弱。

　　处方：在引进的同时加强自主研发，转变社会观念，加大回收处理人才培养力度。

　　诊断――

　　杨冬青：手工拆卸，粉碎、焚烧，处理废旧电子产品的这种原始方式在我国还在大范围使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回收处理技术和装备水平比较落后。要补上这段差距，应该引进国外核心技术，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强自主研究创新，让技术更好地为有效处理废旧电子产品服务。

　　杜欢政：人才缺乏、观念陈旧，使得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相关研究进展缓慢。因此，国家应该加大投入力度，重视回收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转变社会生产观念，这样才能为相关技术以及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条件。

　　症状：法律法规不健全，政策配套不完善，回收管理难。

　　处方：明晰责任，循序渐进，制定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

　　诊断――

　　沈本尧：现在正式出台的涉及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很少，在某些涉及到的法律条文中，太多抽象和大体的规定，导致实施过程中操作难度大。

　　王学军：立法时，我们不应当只强调生产者责任，而应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强调所有相关生产者、消费者、管理者等以不同方式承担相应的责任。

　　王维平：我国幅员辽阔，相关法律的制定也应该考虑到复杂的地域性，在充分摸清情况的基础上，循序渐进，这样的法律法规才可能具备较强的执行性。(李劲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