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社论

　　9月8日，APEC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宣言，强调应对气候变化挑战需要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参与，同时又要尊重各经济体情况的不同和能力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安排。会议还达成了在2030年前将亚太地区能源强度降低25%的意向性目标。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议上表示，中国一贯高度重视气候变化，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等。

　　冰川正在流失它的高贵，飓风带来更多的灾难，臭氧层空洞日益扩大……100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样不争的事实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跟人类的活动，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有关。如何应对气候危机，尤其是减少因人类活动而产生的对气候危机的加剧，已成为全球所有责任国家和组织思考的问题。

　　APEC就气候问题的宣言，对抑制全球气候变暖是积极信号。事实证明，在参与全球事务、共建人类福祉方面，APEC各经济体已经开始以更加积极、务实的态度，履行其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是，在APEC召开前，美国总统布什在与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的会谈中，就两国合作倡导解决气候变暖问题达成一致，这也是重要的立场变化。

　　当某个问题成为全球公共事件，并获得高度关注时，常常也意味着它将可能面临良性转机。但在气候问题上，这样的共识并不容易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气候变化问题专家娜奥密·奥雷斯克斯曾表示：“人类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很长时间了，但采取的行动却非常滞后。”不错，美国虽然也承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与日益升高的温度之间有联系，但依然在2001年退出了《京都议定书》。正是由于执行机制软弱，持续不断的“南北争端”以及某些大国的不合作态度，使《京都议定书》并没有能够有效遏制气候变暖，促进各方达成真正共识。

　　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设置绿色贸易壁垒，行环境贸易保护主义之实，使原本需要共同应对的环境问题利益化、政治化或工具化。比如，欧盟及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多年来鼓励环保技术、产业的发展，产品拥有巨额利润预期，因此他们非常积极地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可随之带来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可能会被其拒之门外。与此同时，关于APEC对气候问题的宣言，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将于2012年到期，新一轮“全球气候谈判”迫在眉睫。这是一直在减排问题上，持消极态度的发达国家，突然采取主动的原因所在。这意味着，如何在一个相对公平的、尊重各国经济发展实际的平台上博弈，是取得最大共识的关键。

　　《京都议定书》实施以来的困境，恰恰是今后国际政治必须解决的问题。此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出“强调应对气候变化挑战需要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参与，同时又要尊重各经济体情况的不同和能力的差异”，是一个进步，更应成为国际共识。除此之外，更需要将全人类利益的最大化和国家责任的制度化，作为抑制气候变暖这种全球共识的核心理念。假如一些国家仍旧将更多的责任推给他国，而拒不对环境或气候问题做出实质性的承诺与安排，抑制气候变暖将依然步履维艰。

　　无论如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政治”也将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政治的方向。在这种趋势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仅需要以更加积极务实的态度为减排做出更大贡献，还需要深入探讨如何将化解气候危机，转化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过程。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