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本报历时一个月的“中国水危机”大型深度调查报道真实地再现了各地区工业化扩张进程中带来的污染侵蚀以及由此付出的沉痛代价，引起强烈反响。

　　12月12日，由本报主办的“水危机与企业公民责任高峰论坛”得到国家环保总局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许振成、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原所长万洪富、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王峰等知名专家以及乐施会中国区总监廖洪涛等NGO人士的热情回应。

　　本报执行总编辑庄慎之代表主办单位致欢迎辞，全国政协委员、祈福集团董事长彭磷基代表本土企业、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BerndEitel白安代表国际企业做主题发言。全球最大化工企业陶氏化学（中国）投资公司亚太区公共事务主管宁述勇等企业界人士亦到场表达自己的意见。

　　“国家缺乏长远水规划战略”

　　王锋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兼任中国城镇供排水协会设备材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上他讲出了自己的困惑：我国当前是发改委、水利部、建设部、农业部、工业部、环保总局、林业局、外交部“八龙治水”，却各行其是，缺乏更高层面的协调与统筹。中国的高等院校亦没有开设水规划专业，导致人才缺乏。每当和一些城市进行规划设计上的探讨时，水规划总是被遗忘。“不单是地方城市如此，其实整个国家都缺乏长远的水规划战略，”王峰对此深感无奈。

　　提高政府认知度是首要任务

　　不少与会者都对政府在处理水危机中应承担的责任提出建议。白安呼吁，希望有更多的地方政府关注水危机现实，提高有关政府的认知度，是解决水危机困局的首要任务。有与会企业家认为，政府应该为那些致力于环保事业的先行者提供帮助与政策支持，比如节能减排基金补助、税费减免等，以此鼓励更多的企业加入环保队列。同时，政府还应加大对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现行处罚的成本远远低于环保运行的成本，短视的企业难免会上演“排污36计”。

　　“国家环保总局近年来先后刮过三次环保风暴，但是要遏制住污染现象，还是需要建立健全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公众参与的环境监督机制，以此来监督与生存息息相关的环境问题，这样才能真正遏制一些地方保护主义者与资本的寻租行为。”万洪富如是建议。

　　NGO谈水危机

　　农村受到的污染比城市更多，贫困人口是水污染的最大受害者。我们讲治污，不能把目光只盯在城市，还应该关注更为弱势的农村领域，解决农村人口的水危机和污染。

　　滇池的污染治理花费了47亿人民币，日本琵琶湖的治理耗资1350亿元人民币，我们是否要重复这样的道路？我不赞同现在治理不了的观点，关键在于政府重视不重视。

　　―――乐施会中国区总监廖洪涛

　　我们考察了很多地方，发现企业有‘排污36计’，有些排污口直通长江，有的排污口非常隐蔽，只有退潮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但从事NGO这一行业，我们感到比较寂寞；水危机的形势非常严峻，我们的力量却很单薄。

　　―――绿色和平组织项目主任刘立灿

　　冯勇为环保而牺牲那时起，做环保对我来说，从一种谋生手段变成一种使命。我是学给排水的，但那些被严重污染的河流彻底颠覆了我对水的理解。黄河即将断流了，可以养活7亿人的长江如果不保护，再过10年它也可能变成第二条黄河……

　　―――绿色江河代表熊杨

　　采写：本报记者黄梦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