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edu.org.cn 作者：黄勇 资讯来源：中国环境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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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巴厘岛大会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对中国而言，更是格外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堪称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楷模。对中国而言，这是中国气候领域里的根本大法；从国际意义上看，方案首先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是负责任发展中大国，言必信、行必果。
在应对低碳经济全球新一轮挑战过程中，中国的核心竞争力要重新定义，经过重新定义的核心竞争力能否在几十年里走到世界的前列，或者得到大大提升，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气候变化远不是一个单纯的环境问题。就此而言，我们需要对国家战略进行重新定位，这远不是一个简单的碳减排问题，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思考。
回首2007年，我们可以说，过去的一年是当之无愧的“气候变化年”。
气候变化关乎人类核心利益和发展前景，它进入国际政治的核心议程是很自然的。伴随气候变化问题而来的，是低碳经济日益成为国际经济新趋势。那么，在这新一轮低碳经济全球挑战中，中国胜算几何？我们该如何把握机遇，直面挑战？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联合国气候公约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邹骥教授。
自1997年开始，邹骥教授就开始跟踪研究气候变化问题。2000年9月，邹骥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之后的历次气候谈判，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谈判老手。
■激烈博弈
巴厘岛大会对中国而言，具有格外的里程碑意义
作为亲历者，他用一个词概括了对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总体印象——众望所归。这是在公约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大会。
同时作为亲历者，邹骥认为中国在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受到的国际压力显而易见，要求中国承担责任的呼声很高。
谈判中，美国、欧盟、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提出中国的减排也要“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在艰苦的谈判中，我方坚持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可以承担自己能够承担的责任，但绝不能超出能力过多、过早承担减排责任，这是不现实、不客观的。要求中国一样减排，混淆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发达国家的倾向。但中国顾全大局，也做了妥协，同意以“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方式”(Inmeasurable，reportable，veri－fiablemanner)采取减缓和适应行动。
“一词之差，对中国而言，使得这次巴厘岛会议有格外的里程碑意义，”邹骥强调说，“因为中国未来承担‘三可’的责任不是现在的事，但方向已定，进程已经启动，无非是在今后的谈判中讨论何时启动真正落实，到什么程度，以何种方式，在多大范围。我个人认为中国已经‘上轨’。原来并未预期这次会议就上轨，应该还要过几年。应该说，中国做出了妥协，但仍在谈判底线之上，仍有很大回旋余地，”邹骥直言，“中国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意义重大
《中国气候变化方案》堪称楷模
2007年6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发布。中国采取的举措广受称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其为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楷模。
邹骥指出:“这不是溢美之词，我们当之无愧。”
首先，对中国而言，这是中国气候领域里的根本大法，为各行业、部门、各地确定节能减排、气候变化举措提供了依据，可以深入细致地发展政策，这是最根本的意义。
二是确定了中国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确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向、内容、角度、立场等，为发展专项政策奠定了基础。
三是起到了唤起公众气候意识和信息交流、普及的基础的作用。对企业家、学术界、决策者而言，发出了强烈的政策信号，对其长期决策是一个指导。
四是把全球、国际环境问题同国内节能减排有机结合起来。方案直接启用了10％污染物减排、20％节能的目标，这是政策综合的作用，对我们进一步深入贯彻公约精神、负责任履约都是纲领性文件。
邹骥指出，从国际意义上看，方案首先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言必信、行必果，这是中华民族古老传统，也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中国是一个讲信用、讲公德的国家，顾及全人类利益，在国际社会“积善成德”。
“中国通过实际行动表明，我们是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在探讨，作为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有许多困难，努力寻求一条既有中国特色，又遵循全球利益的发展道路，这具有典范意义，这就是我对潘基文的话的解读。”邹骥说。
方案与其说是一个气候变化方案，不如说是一个可持续发展方案，是一个以更可持续的方式，探寻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寻求以更智慧、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方式发展，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节能减排，限制排放。
邹骥指出，毋庸置疑，发展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硬道理，但我们要试图不走发达国家老路，以创新型的、更有利于资源环境的道路，这是一种伟大的实践和尝试。
对于中国而言，方案面临的是多目标的决策和协调。一是发展目标。要解决13亿人民的吃饭、衣食住行、城市化、经济现代化、工业化问题等等，这是基本挑战。现在是全球化的世界，这些问题解决不好，中国的发展搞不好，这是全球的灾难，其带来的灾难一点都不亚于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对此必须有明确认识，不能以减排为由影响中国的发展。
第二个目标是环境目标，包括全球和局地环境目标。全球环境目标如生物多样性、温室气体问题等；局地环境目标压力很大，资源环境形势紧张，污染严重，污染物排放在快速工业化下压力很大，治理技术和资金缺口很大，环境污染对人民健康、福利造成严重威胁，我们的发展成果有可能断送在这种恶劣的环境绩效中。
邹骥说，我们不能“狗熊掰棒子”，捡起了GDP，却扔掉了环境，最后什么也没得到。
■胜算几何
中国需重铸国家核心竞争力，积极应对低碳经济全球挑战
谈到低碳经济，邹骥指出，低碳经济固然好，但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含义:利益不一样，代价也不一样。
一是要认识到，低碳经济很有可能是未来国际经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这种趋势已经初露端倪，对此我们要密切关注，要保持充分的敏感性，否则就有可能被时代淘汰。低碳经济可能会带来贸易条件、国际市场、国际技术竞争格局的变化，随之提出严肃的问题是，我们不能违背时代大势，而要追上时代的变化。
二是在中国的问题上，我们面临格外特殊的挑战。
首先我们的自然资源禀赋就是高碳、以煤为主的能源，与别的国家不同，石油、天然气、核能等为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像中国这样煤所占的比例如此之高。这样一来，如果一旦发展低碳经济，我们在资源上的优势就变成了劣势。
其次，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看，我们正处于一个高碳经济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可以是低碳经济，因为他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已经完成，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一过程是要大量耗能、大量排放的，而中国最近几十年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高峰期，一旦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城市化完成，我们的排放强度可以大大降低。
就此而言，我们的经济发展正处于爬坡、越门槛的阶段。
“所以，搞低碳经济，对中国来讲可能形成新的比较劣势。在传统经济形态中，以煤为主可能有成本优势，成为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但在低碳经济中却变成了比较劣势。我们经济发展阶段处于爬坡的高排放阶段，低碳经济这种世界新型经济形态的出现对中国形成了严峻挑战。”邹骥说。
邹骥认为，对中国的考验是如何走出劣势，如何在低碳经济的新一轮全球挑战过程中，变劣势为优势，走出困境，这是对中国人民智慧的考验。
一个基本出路是技术创新和技术变革。比如调整能源结构，核能能否大上，可再生能源能否大力推广，煤炭能否提高利用效率且更少排放，再比如电力部门能否推广超超临界技术，能否最大限度推广IPCC推荐的技术，但这些都取决于技术是否成熟，成本是否能接受。
邹骥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的人均GDP还要上升，人口总量还要增加，能源消费还要上升，唯一可以下降的是能源强度，但这种下降取决于是否拥有技术。所以从战略上讲，只能从技术上找出路。
那么，中国在新一轮低碳经济全球挑战中胜算几何？邹骥直言，现在很不确定，机遇与挑战并存。
他说，中国能否跨越技术难关，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直接摒弃发达国家老路和老的技术模式，这是我们的基本机会——直接进入低碳经济的技术支撑、技术选择，直接建立相应的支持低碳经济的市场体系、政策体系。中国今后10年、20年里能否实现这一转变，非常关键。
风险或者说挑战就是，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点，要么经济发展的空间受到限制，要么经过几十年之后，忽然发现，新的经济形态形成了，新的技术竞争格局形成了，但我们依然是落后的，依然处于世界的底层，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代人奋斗几十年，经过一轮新的洗牌之后，我们依然是落后者。这是风险和挑战。
“因此，核心问题归结为，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中国的核心竞争力要重新定义，经过重新定义的核心竞争力能否在几十年里走到世界的前列，或者得到大大提升，这是问题的实质。”
“因此，气候变化远不是一个单纯的环境问题。就此而言，我们需要对国家技术战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国际关系战略等进行重新思考。”邹骥说。
这已远不是一个简单的碳减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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