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讯

　　“新特区”要寻找新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

　　成都商报：最近，国务院批准成都市和重庆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您认为这个决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政策背景下做出的？

　　孙久文：回顾我国近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从上个世纪80年代建立深圳等经济特区到14个沿海开放城市，“特区”一直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经济特区对于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很多探索和改革。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区的政策已经普适化。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改革不断深入，出现了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需要探讨新的改革形式来进行制度创新。

　　从2005年开始，国家相继在上海浦东、天津滨海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一场更深刻、更全面的改革。通过“新特区”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总结我们的一些好的经验，探索我国下一阶段市场经济怎么走，寻找一条更加适合国情的新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路径。

　　成都商报：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都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区域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务院这次批准成都、重庆两市设立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什么新意和特别考虑？

　　孙久文：尽管国家注意到了东部和中西部的协调发展，但是我们发现，实际上东南沿海和西部内地的差距这些年仍然在加大。东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城乡矛盾和问题远不如西部内陆地区大。中国发展到今天，城乡差距和矛盾已经成为关系到中国未来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

　　从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经验来看，美国城市化的进程中重视乡村发展；日本、韩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放弃城乡协调发展，形成了“东亚模式”。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以牺牲乡村为代价盲目发展大城市，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经济发展也缺乏后劲，陷入“拉丁美洲陷阱”。对于中国来说，目前已经进入到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不注重农村发展，一味强调城市做大，则很容易陷入“拉丁美洲陷阱”。

　　我们现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需要统筹城乡发展的经验。这个经验从什么地方取得呢？应该到典型地区，成都和重庆就非常具有代表性。重庆是一个人口数量巨大的直辖市，农村人口基数大，任务重。成都农村基础相对好一些，这些年的统筹城乡工作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对于其他地区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成都商报：据我们所知，包括武汉、长沙、郑州、西安、杭州、深圳、沈阳等多个地方一直在暗中较力，竞争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地方政府为何对“改革试验区”充满热情？这里是不是存在地方利益的竞争以及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的博弈？

　　孙久文：“改革试验区”能够给予地方政府很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主权，当然会引起各地的热烈争夺。但是，“申新”是需要付出成本的。“改革试验区”，是把本地区作为国家的政策试验区，而不是特殊投资区。“改革试验区”为改革付出的成本，就应当由地方来承担，而改革的经验属于全国。如果把申请改革试验区看成是向中央要政策、要资金的手段，那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

　　国家设立“改革试验区”的目的在于“综合配套”，改变多年形成的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要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关系、土地开发和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推进改革，形成相互配套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成都应更加注重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成都商报：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经济特区相比，国家现在推进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什么不同？

　　孙久文：“新特区”与老特区的区别主要有三点：首先是背景和目的不同。老特区是在当年计划经济背景下设立的，有着为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探索道路的目的；“新特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的背景下设立的，其目的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任务和手段不同。老特区的任务主要是解决对外的改革开放问题，引进外资是发展的重要手段；“新特区”的任务是综合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体制矛盾，制度创新是其发展的重要手段。

　　第三是地域和模式不同。老特区的区位选择主要是着眼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形成可资借鉴的地区发展模式；“新特区”着眼点在于从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出发，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成都商报：我们知道，统筹城乡发展事实上是把城市化问题和“三农”问题放在一起来协调解决。目前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存在一些什么问题？

　　孙久文：从2005年开始，我申请了一个区域经济方面的基金项目，对包括成都在内的20~30个内地城市的城乡问题进行了调查。我们调查发现，内地城市在城乡发展上主要存在三大问题：第一，城乡之间在空间上的紊乱；第二，城乡之间在产业上的紊乱；第三，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产品差距过大。

　　成都商报：这次国务院批准“新特区”的设立，对于成都意味着什么？成都该如何把握这次历史机遇？

　　孙久文：应该说对成都是一个绝好的历史机遇。成都和东部的一些副省级城市相比，比如宁波、苏州等，在经济总量上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这次“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成都应该抓住机遇，大力发展，迎头赶上东部的类似城市。作为西部的中心城市，成都参照的坐标系不应该是西部，而是东部和沿海发达城市。

　　我想对于成都来说，统筹城乡不仅是城乡协调发展和城市化的问题，还应该更加注重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成都商报：当前中国已经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经济圈，并正在形成环渤海经济圈。最近，国家有关部委也正在探讨成渝经济圈的构建。这次“改革试验区”同时花落成渝，是否意味着国家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推动成渝经济圈成为中国第四个区域经济中心？

　　孙久文：这是个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问题。我赞成这样一个观点：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关键看都市圈。今后的城市竞争体现在都市圈的竞争。中国的都市圈和区域经济中心不应该只有3个，也不应该只有4个。

　　这些年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形成了中国当前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区域。而以武汉为中心的武汉城市群，以青岛、济南为中心的山东半岛城市群，以郑州、开封、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以沈阳、大连为中心的辽中南城市群，还有广西北部湾城市群、福建厦－漳－泉海峡西岸城市群，湖南长－株－潭等，以及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成渝经济圈。这些都市圈都在崛起并且很有发展潜力。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以农业为主的大国，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应该是多极化。我觉得，谈谁是第四个区域经济中心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么多都市圈都能发展起来，这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建议成都重点推进五大改革

　　成都商报：您对下一步成都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有什么建议？

　　孙久文：对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进行过很好的思考。不过，我想有这么几个改革是必须要推进的。

　　第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探索：建立统一、协调、精简、高效、廉洁的管理体制。

　　第二，城乡管理制度改革：加快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城乡一体化步伐。

　　第三，户籍制度的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取消城乡之间的户籍二元结构。国外对于户籍采取的是登记制，保障公众的迁徙自由。

　　第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城市居民和农民提供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产品。

　　第五，建立城乡之间的统一产业集群。一个地区没有产业，其他的公共服务都做不起来。希望成都能探索出一条城乡产业发展的集聚道路，像浙江、福建一些地方一样，形成块状产业群，比如一个地方就搞服装，一个地方就搞皮鞋。而不要一县一乡什么都全，什么都能。你这个地方适合搞工业就搞工业，适合搞现代服务业就搞服务业，形成几个产业集群。

　　成都商报：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设中，成都和重庆的关系该如何协调？

　　孙久文：成都和重庆是西部地区的两个中心城市。这次国务院批准这两个城市来共同完成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是希望两个城市结合各自特点探索适合自己的路径。

　　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区域空间发展4个阶段的理论：第一个阶段，传统社会，物资极端匮乏，那时没有城市中心；第二，进入工业社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城市增长极，其他的地方很小，资源和生产要素迅速向大城市积聚。第三个阶段，工业化后期进入分散化阶段，周边城市逐渐长大，形成若干个中心城市，大家都有成为经济中心的实力。第四个阶段是一体化阶段。城市发展水平和质量都相差不大，相互之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过渡期，从城市化发展来看，只有一个经济中心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利。大家没有必要争谁来当老大，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利用和发挥各自优势，整合资源，避免重复建设。这需要成都和重庆两个城市来一起协商。

　　成都商报：您预计成都需要多长时间能实现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的目标，农民和市民共享改革成果？

　　孙久文：改革试验不会太长，3~5年有一个大体的模式会出来，10年左右，成都的农民和市民将享有共同的全面小康生活。我特别希望成都的发展能走出自己的特色，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真正成为一座适合中国人居住和创业的城市。

　　本报记者廖卫华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