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编纂？

　　帕乔里：是的，但同时也是一个评估。它是一个知情下的评估。在曼谷，我们花了一周的时间对报告的内容一行一行、一字一字地进行评审。所有国家的政府代表都坐在那里，你认为他们会允许任何的夸张吗？

　　《商务周刊》：那是否有一些预测由于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而进行了某些淡化处理呢？

　　帕乔里：没有。当然通过代表团的辩论和讨论，有一些表述的措辞会调整，这样最后得到的其实是一个用词更为准确的文件。得出的结论是各国政府都接受了的，因此没有人能事后说：“我不支持这份报告”。

　　《商务周刊》：所以这还是有妥协的成分在里边？

　　帕乔里：我想将它称作是“知情下的妥协”，因为它并不是恣意妄为的。一个国家赞成，有可能10个国家都反对。并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操纵这些，因为必须要得到所有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我们的制度是公开而且透明的。

　　《商务周刊》：您所在的印度和我们所在的中国都是未来的排放大国，现在都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强大压力。发达国家是在利用这份报告让我们为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负责吗？

　　帕乔里：这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事实上，发达国家的确应该为过去150年温室气体浓度的升高负责。即使今天，如果按人均排放水平来看，中国和印度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正像联合国框架公约中所说，这里的确是一种“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而且必须首先采取行动。但与此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根据共同的责任以及所能够承受的程度，在不伤及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也应该尽可能的承担减排义务。

　　《商务周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当怎样在消除贫困的同时又不会对全球变暖造成危害呢？

　　帕乔里：如果你看发达国家，并没有一个唯一的发展模式。比如法国人均GDP的排放远远低于北美，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法国有更好的公共交通体系，而且他们还大范围地使用了核能。但是你看看中国和印度迅速增长的私家车数量吧，这些都是问题。其实，对于印度和中国来说，应对气候变化，有很多方法能够通过我们所说的“无悔措施”实现，比如提高能源利用率以及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商务周刊》：现在后京都的谈判已经启动，您认为新的减排目标中应该包括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吗？

 帕乔里：我不这样认为，但是这是谈判国政府间的事，我也不好评论。

    《商务周刊》：您认为最大的困难将是什么？

    帕乔里：现在最重要的是各国要达成一个协议，但就是这个协议很难达成。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都不愿意妥协。所以要想达成，各国必须要找到共同利益，而不是只顾及本国的利益。这不会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印度和中国的立场也将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商务周刊》：您对后京都谈判的结果有什么预测？

    帕乔里：目前这个阶段还很难说。今年年底在印尼巴厘可能我们会得到一些暗示。但未来这个话题一定是各国都非常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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