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虫早在4亿年前就已生活在地球上，历经5次大规模的地球灾难仍生生不息，现今，昆虫数量约为人类数量的2亿倍。

　　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里说，人类出现很久以前，多样而又和谐的昆虫就居住在地球上；在人类出现以后的时间里，昆虫中的一小部分与人类的福利发生了冲突，冲突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与人类争夺食物，二是向人类传播疾病。

　　一方面，大多数昆虫生长速度极快，食量惊人，昼夜不停地吃着食物；另一方面，昆虫造成了不胜枚举的疾病大流行。为此，人们想出了种种办法来对付昆虫，最著名的就是杀虫剂DDT。

　　DDT的选择经过了7项严格的标准：（1）对昆虫有剧毒；（2）毒性发作迅速；

　　（3）对温血动物和植物毒性较小或完全无毒；

　　（4）没有刺激性，没有臭味；（5）杀虫谱尽可能广泛；（6）化学性能稳定，即作用时间长；（7）价格低廉。

　　虽然DDT做到了以上7点，发挥了极强的杀虫作用，但也杀死了许多益虫，牵连了许多无辜鸟禽。它的性能太稳定了，在环境中很难分解，并且还会通过生物积聚作用在体内大量积累，贮存在富脂肪质的器官内。

　　至于DDT是否致癌，科学界众说纷纭，至今未有定论。

　　致癌与否并非关键

　　美国环保署禁止使用DDT的过程绝对不亚于一场战争，真可用艰苦卓绝来形容。

　　在经过了7个月的激烈辩论后，美国环保署撰写了一份长达9300页的有关DDT的报告，并得出结论：DDT对人类不是一种致癌危险物质。尽管如此，由于它对人类构成的潜在致癌风险，两个月之后，美国环保署还是对DDT下达了禁令。随后，化学杀虫剂向低毒性、易分解方向发展，开辟了对人无害的生物农药新方向。

　　整个禁用过程表明，DDT是否是一种致癌物质其实并非是禁止它的关键，根本原因则在于它破坏了环境与和谐。

　　人类正在努力寻求一种平衡，不是成本和利益的平衡，而是整个地球和整个生物圈的自然平衡。物种多样性的存在意义重大，任何一种物种灭绝都将是整个宇宙的灾难。由于人类的大规模工业化活动，已经造成了许多物种灭绝，更多生物的生存正受到威胁，每年都有上千物种在它们被发现之前就灭绝了。这其中隐藏着的难以预料的风险，绝不仅仅是人们生存的感官质量的下降。

　　药物用量并非越大越好

　　当前治疗疟疾，药物用量越来越大，病菌产生抗药性越来越快，而在病人身上保持药效的时间却越来越短。

　　最近，《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药物治疗疟疾，小剂量反而优于大剂量。最佳剂量应当是既能使病人康复，又不至于很快产生抗药性。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传染病动力学中心生物教授安德鲁·瑞德和同事利用感染了疟疾的小鼠做试验，观察寄生虫对药物治疗的反应。他们发现，一旦药物清除了易感病菌，抗性病菌的数量就会双倍增加。到最后，造成疟疾感染的就只有抗性病菌。而且药量越大，进化出的抗性细菌扩散速度越快，造成的情况越糟糕。所以说，药物用量应该越少越好。

　　同样，喷洒药物的次数也与药物持续时间直接相关。通常，喷药一天后，就会进化出具有抗药性的病原体。抗疟治疗两天后，它们的数量会比感染之前有极大增加，因为它们成了唯一的菌种。

　　瑞德说，由于世界上的大部分疟疾感染都牵涉到多种寄生虫，所以一旦某种寄生虫具有了抗性而在人群中传播，仍要和其它易感寄生虫一起共享宿主。不用药物的话，易感病菌会与抗性病菌竞争，使抗性病菌扩散缓慢。一旦用药治疗，这种动态平衡就会打破。药物杀死了易感病菌，抗性病菌就会很快繁殖，填补它们留出的空间。抗性病菌不仅生存下来，而且由于药物帮助，成功除掉了它们的竞争对手，繁衍更加顺利。这正是造成许多抗疟药物短期内就失效的原因。

　　有效的抗疟药物如氯喹，其效果持续了几十年，而其它的药物，如息虐定，其效果维持时间不到十年。如果小鼠的疟疾感染情况能够反映人类的情况，该发现就提供了一种较有希望的方法，以延缓抗药病菌扩散。

　　瑞德指出，使用药物的方式会造成一种药物抗性选择机制，其效果或强或弱。人们真正需要的，是刚好能既杀死病菌，又能保证人们的健康，还要留下足够的易感病菌与抗性病菌竞争。按照这一标准，想要用大剂量药物全歼所有病菌，结果未必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