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暖，是全球难以忽视的真相，也是中国企业必须面对的真相

　　文/本刊记者 雷晓宇

　　对于王石来说，全球变暖是亲身体会。

　　“我登上珠峰，发现山顶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寒冷。我也去过北极，发现那里也没那么冰冻。”5月12日下午，参加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互访活动的王石刚刚从罗布泊无人区回来，他发现那里的温度更是叫人难以想象——高达54度。

　　所有人都在抱怨，天气越来越热了。唐越接到记者电话的时候声音非常疲惫，因为他当时身在武汉，“四月初的季节，气温已经有27度。”这像极了他的好朋友、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的气候环保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所表现的场景。

　　去年，《难以忽视的真相》刚刚出炉，施正荣就号召尚德的员工，“每人必看”。

　　“看完感受最深的不是天气变热，而是天气变热引起的地球生态的变化，这才是最可怕的。”他说，“比如，夏天没有蚊子了，因为太热蚊子也受不了，蚊子开始在冬天出现；海里的鱼由于温度太高很多都要绝种；很多细菌因为温度提升起死回生。人类正常的生存环境都会被异化，这些对于人类是真正的威胁。”

　　今年2月，联合国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了一份由全球超过2500名科学家共同参与完成的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从20世纪中期至今观测的大部分温度上升，有很大的可能性(超过90%)与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有关。

　　戈尔反复提醒：“10年后我们怎么办？”去年10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的评估报告分析了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那么全球变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世界大战以及20世纪前半叶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大萧条。届时，全球GDP的五分之一都有可能灰飞烟灭。

　　《财富》对全球政商领袖的调查显示，全球气候变暖正是他们目前最最担忧的三大问题之一，另外两个是恐怖主义和贫富差距。

　　“气候问题不是做秀问题”

　　从去年开始，马云连续参加了好几次国际论坛。他对于气候变暖问题的反应发生了几度变化，从好奇到担忧再到尴尬。

　　在这些场合，让他意外的是，没人关心经济问题，开口闭口都是“气候变暖”。让他尴尬的是，每一次人们问完了美国就要来问中国。包括今年初的达沃斯论坛，去了1000名企业家、250名部长级以上政府官员，其中24名政府首脑。而现场调查中，55%的人认为，在人类面临的所有重大挑战中，对于气候变化的准备是最不充分的。

　　马云受了点“刺激”，回国赶紧恶补一番。他发现，“企业是第一受害者”。比如说，欧盟已经明确所有在欧盟境内落地的飞机必须要交碳税，如果你的产品碳含量高、企业不符合碳排放标准的话，将无法进入欧盟市场。

　　“将来，碳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出口依存的国家，它也可能成为一个新的贸易壁垒。”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中心副主任、中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12位成员之一的潘家华说。前一段时间，他去欧洲开会，在布鲁塞尔机场看到一辆宝马车，车上清楚标明一句话：行驶一公里排放1.5公斤碳。“这说明碳成本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经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企业的深度参与是不可避免的。”潘家华说，“世界500强企业已经在花三分之一的精力谈碳、谈可持续，如果我们还没有一点点意识的话，将来再临时抱佛脚，可能为时已晚。”

　　“到了今天，我真觉得气候问题不是一个做秀的问题。所谓全球化，就是要把全球的事情当成我们自己的事情。”马云说。

　　在有了这种危机感之后，马云准备干点什么。目前他想到的办法是利用自己公司的网络资源和用户资源进行环保宣传；也许请戈尔来参加西湖论剑；有机会的话，他不排除会做一些环保方面的投资——除此之外，他也没什么新招了。毕竟应对气候变暖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事，大家都没什么经验。

　　不过马云比较乐观：“至少以后再跟人家接触，人家会发现中国人正在努力，而不是不努力，这就大不一样了，We try。”

　　施正荣对于中国的企业家在气候问题上的反应有这样一个判断：“大概20%的企业家能够真正刻骨铭心地把它当作一个重要问题来看，他们大多来自高科技行业和能源消耗比较厉害的传统行业，但是他们也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来应对。”

　　“挣碳钱”、“吃暖饭”

　　“对于企业来讲，重视气候环保是一个形象问题。”潘家华解释说，“但是同时，这对于企业也是一个商机。一个商机是碳排放交易，一个商机是低碳技术。”

　　碳交易是指《京都议定书》2005年开始启动的清洁发展机制(CDM)，这一机制鼓励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温室气体，减排的数量可以用于抵扣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视为本国减排指标的一部分。

　　“这种市场化的运作是非常有意义的。有的公司经过多年持续的改变，效率相对比较高，每减少一吨碳排放的成本比较高，如果持续再想改变难度就比较大。有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源效率很低，他们要减少一吨的排放成本要低得多。这两者之间进行一个交易，是双赢之举。而且二氧化碳的特点就在于，在哪个国家减，效果是一样的。”

　　潘家华掐指一算，每燃烧一吨煤排放2.3吨二氧化碳，每减排一吨二氧化碳要花32欧元，那么一吨煤的成本就是65美元。这个市场很大——据预计，仅在2008年到2012年期间，欧盟各国政府就将花费28亿欧元，购买5.5亿吨碳排放额度。世界银行则统计，2005年全球碳交易市场约110亿美元，2006年将超过180亿美元。

　　尽管目前已经有学者在推动中国气候交易所，以便让中国通过市场机制探索减排之路。但是，还没有受到普遍的重视——也有专家质疑，认为“碳交易”是一个骗局，是发达国家转嫁污染责任。

　　另外一个商机要热门得多：新能源和新技术。在日前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气候论坛上，一位人士称：“我们一边喊减排的时候，也应该呼吁科学研究，将来最重要的出路还是在科学。”

　　其中最被看好的是太阳能。欧盟一项研究称，到2050年，太阳能发电占全球总发电量的30%，到本世纪末占75%。全球第六大矽材料公司、美国REC创始人Alf博士曾经声称“太阳能的荣景还有三十年”。“何止三十年！”施正荣说，“你记住，太阳能是任何能源之源，现在烧的煤、油、气，都是过去地球储存的。我的观点是，要把过去储存的太阳能留着，反正它又不会丢。先用现在的，不用就没了。”

　　新技术的竞争优势在传统行业中也存在。丰田成功研发的环保车型普瑞斯能够减少70%的排放，这帮助丰田在美国市场迅速提高市场份额。李书福告诉《中国企业家》，吉利汽车目前正在研发一项降低汽车排放技术，“目前已经完成了80%，不但耗油减少50%，排放减少90%，而且成本比丰田低。”

　　环保和可替代能源也成为风险投资家青睐的对象。去年，蓝山中国资本投资了古杉生物柴油，这家公司以废油进行低成本的柴油生产。“这个行业的机会非常大，”唐越说，“2005年中国生物柴油的使用量是25万吨，到2015年将达到600万吨以上。”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财经学院教授刘曼红说：“所谓绿色VC，并不是把风险投资仅仅局限在环保和新能源行业，而是强调风险投资所选择的任何项目，不仅要注重它的盈利性，也要注重它的环保内涵。”这个概念，和国际银行界的“赤道原则”、“碳中性公司”是相吻合的。

　　4月底，施正荣去美国参加了百人会的年会，主题就是“中国可能变绿吗？”。绿色当然是最环保的颜色，但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地球已然不能再糟糕了，商界的环保意识才好转起来。

　　案例1

　　马云的环保主义办公室

　　他决定先做一个倡导者，在网站上宣传环保意识及绿色产品——互联网有巨大的号召能量

　　下午三点，北京是个大阴天，可马云的办公室里还是没开灯。整面墙的落地窗带来了自然采光，窗外是2007年春天的光华路、汽车尾气和高密度的浮尘。室内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只大鱼缸，几只小丑鱼在颜色诡异的藻类植物之间穿梭。

　　“里头是海水，这些海底生物都是活的。”马云说，“这也算环保吧，因为你想想，以后海里可能都看不到了。”

　　马云的环保意识多少源于几次国际会议上的经历。去年，他去参加APEC越南会议，本来小组讨论的是经济问题，突然一位澳大利亚代表站起来讲了一大堆“全球气候变暖”。这让马云觉得好奇：“我心想，哎，这是怎么啦？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越关注越觉得可怕。”

　　“我在想象，50年之后的北京会怎么样？50年以后的杭州会怎么样？有一天，可能《后天》里的事会变成真的。”他说，“50年以后也许你要指着图画告诉人家说，这是下雪天，北京曾经有过下雪天。”

　　今年初，马云参加达沃斯论坛，发现“全球气候变暖”成了整个会场的主旋律。很多人跑来问他：中国正在做什么？这个问题让马云觉得尴尬。他开始思考企业在这个问题中承担的责任。

　　“最重要的是商业和企业的作用。因为他们是双刃剑，既是发展的推动力同时也是社会污染主要的制造者。企业和商业在这里面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就像《绿巨人》说的，你能量越大，责任也越大。”

　　马云的企业并非高污染的传统制造业，但他仍然决定有所行动。“并不是做钢铁和石油的人才有驱动做这个事情。互联网公司影响是非常大的，阿里巴巴有1300万中小企业用户，这些企业可能都在消耗能量，而且可能绝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比砍树更可怕，所以我们要站起来呼吁。”

　　他决定先做一个倡导者。作为互联网公司，马云觉得自己的企业在发动公众上有着巨大的能量。“我们公司有四五千员工，我说话起码他们会听。淘宝四千多万用户，雅虎几千万用户，是巨大的资源。过段时间我要开始大搞了——在网站上宣传环保意识，还要宣传那些绿色环保的产品，先帮他们成功，帮助他们把成本降下来，让更多人用起来。”

　　“我们说话，总比随便一个路人说话要有人听。大家都有了环保意识，才会有相关的技术、市场、产品，一旦有环保的东西出来，才会被大家关注和使用。”

　　气候环保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事。马云从网上下载了很多和气候问题有关的资料，每次出差在飞机上都抱着看。今年9月的网商大会，他准备请戈尔和国外一些环保科学家来演讲。

　　“我希望和很多人一起学习关注这个事情，一旦有了办法，我可能会最先采用。”马云说，“比如，在做投资的时候，我就会考虑它是不是环保。”——马云并不知道银行业的“赤道原则”：评估贷款项目时看是否有利于环境和社会标准，以及“碳中性”：通过投资绿色项目冲销二氧化碳排放量。

　　马云最近做的最大一次投资就是公司在杭州的办公大楼。招标的时候有很多设计方案摆在马云面前，不过他选择了最贵的一个，“要贵上几千万”。因为这个设计最环保，自然采光和环保材料的使用都符合马云的心意。

　　“这个房子不是住5年10年，是50年100年。今天多出点钱又怎么样？对于未来的影响、对于环境的影响就会相差很多。”

　　马云在杭州的办公室里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生态鱼缸”，几个月后，它就会被搬到这栋新的“环保主义办公楼”里。

　　案例2

　　施正荣：环保就是新能源

　　施正荣并不讳言这些公益行为是和自己公司的商业利益紧密联系的

　　去年12月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施正荣精心准备，花了半小时详细解释了“温室效应”这个名词。台下济济一堂的企业家们的反应让他失望。

　　“很不幸，事后没有一个人来跟我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虽然失望，但施正荣并不意外：“在中国，对于我们的环境和气候变暖有意识的人还是少数。在这件事情上，我算挺前卫的。”

　　1983年，施正荣就接触到了气候变暖的概念。当时他在浙江大学读研究生一年级，为了练英语，经常收听“美国之音”，那是他第一次听到“Greenhouse Effect”(温室效应)这个名词。之后，施正荣留学海外，专业是太阳能科技，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成了他的职业习惯。

　　去年，施正荣去了一趟欧洲，那里老百姓的环保意识叫他吃惊。“老实说，我这么多年在国外感受到的气候变暖的威胁还没有在自己家乡大。”1988年施正荣出国留学的时候，无锡还是冰天雪地。到2001年左右他回国的时候，“有个把星期还能看见河里结冰”。到了去年冬天，没有雪，没有冰，也穿不了羽绒服。

　　今年4月26日，施正荣在美国见了戈尔，两人谈了3小时。“戈尔跟我说，要在自己有生之年让所有人意识到气候变暖的威胁，咱们赶紧Do Something吧。”

　　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施正荣很注意环保细节。“现在我们家有一个习惯：只有人在的那个房间灯是亮的。家里都是节能灯。在老家给父亲盖的房子全部都是太阳能用电。我们上海新盖的房子全部用地热空调、太阳能发电。”

　　施正荣在自己的施氏慈善基金旗下成立了一个“阳光基金”，专门应对气候环保问题。目前为止，阳光基金已经参与了珠峰行动、长征之路这样的环保行动。施正荣还在考虑把戈尔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正式引进国内，或者做一些有关的影视片，运用媒体的力量进行宣传。

　　“现在我无论在哪里做讲座做报告，总要最后花一刻钟来宣传这个事情：能源危机、地球变暖、环保。这些宣传针对所有人：民众、商界、学生、领导。”

　　至于这些宣传获得的反响，施正荣形容是“有意识，但没有共识”。“大家都知道这是个问题，但总感觉这和自己生活没关系，总有别的什么人来做。”施正荣多少觉得有点灰心，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徒劳”。

　　“一开始，最好的办法还是靠民间组织的推动，加上一帮有良知的企业家，共同推动。”施正荣说，“最关键的还是要向决策者宣传——如果决策者不能从骨子里意识到问题的迫切性，我总觉得很难。轻重缓急，这是最急的。”

　　施正荣并不讳言这些公益行为是和自己公司的商业利益紧密联系的。“如果这些事情真的做好了，太阳能市场会更加成熟。”这里头的逻辑关系很清楚：开发新能源是应对气候变暖必须要做的事，而针对决策者的环保宣传可能为这个行业赢得政策支持。

　　“中国是太阳能和新能源最大的市场，但是苦于没有政策。”他分析说，“现在大家都觉得新能源太贵了，其实平均下来每度电只是多两三分钱而已。而且政府可以出台政策实行阶梯电价，让有经济能力的人承担更多的责任。政府不用出一分钱，只要出政策，慢慢就有人来投资太阳能和风能。一旦有了这个市场，企业就会想怎么进行技术革新、怎么优化它的管理，最终怎么降低产品成本，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正循环。”

　　最近，他准备向美国太阳能协会学一个办法，来宣传太阳能。“美国太阳能协会召集全国有这个意识的CEO，从每年的利润里捐一部分钱出来，在这些产品包装上打上太阳能或者新能源的口号，这样千家万户去超市买东西都能看到。企业出钱进行大众宣传。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想法，看看能不能联合一些超市进行类似的宣传。”

　　案例3

　　NGO：请做出你的“绿色选择”

　　绿色选择也是绿色消费的一种形式，可以对污染企业形成真实的市场压力

　　“如果您关注水环境保护，却又苦于缺乏参与环保的渠道，那么您不应该忽视自己所拥有的购买权力。”今年3月22日，世界水日，21家环保组织联合发出《绿色选择倡议》，建议消费者对污染企业的产品说“不”，以特有的方式使企业改变其环境行为。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企业除了商业执照，也需要一张社会执照，即赢得社会的信任。“绿色选择促使企业考虑其违法排放行为给品牌和市场份额带来的影响，促使其遵守环境法律法规。我们期待，公众能通过购买行为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益，找回曾属于自己的碧水蓝天。”

　　《中国企业家》：为什么要做“绿色选择”倡议？

　　马军：“绿色选择”基于我们水污染地图的数据库，里面有5100家污染企业，这些企业的产品也许可以，但是它的生产过程是超标排放的，大家应该谨慎选择这样的产品。这个方向就是为了引起国内公众对于企业环境表现的关注，给一些做得不好不达标的企业一些压力，同时也给一些做得好的企业一个动力。这种努力是一个开始。

　　公众和企业必须有好的互动。如果公众不关注，你也很难指望企业去关注。但是当公众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企业一定要比较敏感，要积极去回应。现在5100家里有二三十家已经做了沟通，提供了很多资料来说明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他们正在、已经采取什么措施改正。还有6家承诺要改好，而且在近期要通过一个第三方的审核。

　　《中国企业家》：5100家里只有二三十家有回应？

　　马军：其中大部分属于跨国公司。在国际媒体对此事有所报道以后，其中有些企业也说得很实在：订单减少了。因为下游的买方企业也是国外企业，看到报道就告诉他们说，不会再从污染企业买产品，行业协会也提出要抵制他们。这些是促使他们来沟通的主要原因。

　　《中国企业家》：本土公司的反应如何？

　　马军：相对做出反应的比较稀少，但是也有。比如我们这边有3家本土企业做出了反应，一家是今麦郎，承诺要在6月30号之前对污水处理厂做第三方审核。青岛啤酒有一个支持声明，表示名单上6家子公司已经改正，这有待进一步审核。还有一家是广东溢达。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沟通的开始。

　　《中国企业家》：有调查称，超过50%的中国企业认为做环保会影响企业盈利，这是他们最大的顾虑。

　　马军：这是肯定的。但是国外为什么那么多企业愿意做？因为风险是现实的，如果不做这个事情，它面临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商业风险。比如环保做得不好，发生一次恶性泄露，造成人员、财产和环境损害的时候，赔偿数额是天文数字，而且对于品牌的损失更是不可估量。但是国内，像中石油的松花江事件才罚了100万，处罚额度之低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

　　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这就造成了企业觉得会影响自己的盈利。而且，我们的公众对于企业的环境表现不关注。大家很少关注企业的环保做得怎么样，缺少公众监督和公众回报——企业做得好也没人管，做得坏也没人管。

　　在国外，环保做得好的企业可以获得诸多公众回报。在市场上你有一个好的品牌形象，公众购买欲望会更多一些，有时候甚至付出更多的钱来购买你的产品。比如星巴克，还比如沃尔玛，以前它做得不够，现在为了抵消对它的批评，试图从这个方面改善公众对它的认识。还有，现在新兴的银行系统，比如投资基金开始看好一些可持续的投资，这些“赤道原则”、“碳中性公司”有利于环保做得好的企业、环保负责的企业进行融资，不利于那些做得差的。

　　国内的问题就是还没有关注，得到回报的机会相对很低。

　　《中国企业家》：有数据称，当人均收入达到5000美元，城市的污染水平就会开始陡然下降。你对于环保和经济收入之间的关系怎么看？

　　马军：环境问题确实和经济发展有紧密联系，但不是说GDP达到多少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到了那个程度，往往也可以看到，人的环境意识提升了，整个环保的要求提升了，整个社会的环境运动就会兴起；而企业感觉到压力了，立法机构开始立法了，政府开始监管了，这些诸多效应结合在一起，你就能看到一个陡然下降的趋势。

　　人均收入的增加和污染水平的下降之间并没有一个必然的逻辑关系。要让它有逻辑联系，背后要有一整套运作管理系统。这个逻辑关系是有前提条件的，不是自然而然能够发生的。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依据现有的水平和发展的需要，因时因地调整它的管理机制和治理结构的话，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特例——到了人家那儿能解决，到了我们这还是解决不了。

　　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

　　《中国企业家》：日本可能是个有趣的例子。1964年东京奥运会，因为空气污染严重，人们都要戴口罩。今天，东京却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城市之一。它花了几十年从环保地狱变成了环保天堂，有什么可借鉴的经验？

　　马军：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它有这个条件来解决环保问题。另一方面，动力来自于日本公众不能容忍再这样污染下去，他们提出了要求。

　　当时日本发生了几个标志性的恶性环境事件，比如四日市废气事件、重金属排放造成的水域病和痛风病流行。当时相关企业都遭受了巨大的压力，有些索赔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平复。这些标志性事件最后引起了大规模的环保运动，催生了一些新的立法，这些新的立法转而给公众提供了工具，在法院解决了很多问题。另一方面，对这些企业提出了要求，要求他们进行信息公开，运作更透明，公众能知道你在做什么，就能对你进行一个比较有效地监管。

　　美国的环保运动也几乎是和日本同时发生的，也走出了一条同样的路。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得帕尔发生过严重的泄露事件，造成了非常重大的人员伤亡，后来促使美国搞了一个《国家环境政策法》，现在在全球还持续产生影响。里面规定企业环保生产过程要有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这个参与的过程实际上就制约了企业牺牲环境代价来换取利润。

　　很遗憾，总要发生一些骇人听闻的恶性事件才能催生公众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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