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白暨豚研究第一人王丁见证一个物种的衰亡

^{白暨豚的疑似灭绝，让中科院水生所副所长王丁伤心不已。}

^{白暨豚的灭绝非“一日之功”，自上世纪80年代起，长江中常有白暨豚的尸体被发现，其中1984年发现的尸体竟达18具。它们有的是被轮船的螺旋桨打死的，有的是被滚钩、“迷魂阵”等非法渔具杀死的，也有遭受污染而病死的。图为白暨豚的骨骼标本。}

^{王丁与外国科学家一起望穿长江，也没找到白暨豚的影子，王丁却怎么也不愿承认白暨豚已经灭绝了。}

　　“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在长江上游发现了白暨豚，”王丁，自12月13日“长江淡水豚类考察”结束回到坐落在东湖边上的中科院水生生物所后，至今丢不开白暨豚这个话题，以至做梦都围绕着它。

　　20多年的研究生涯，王丁都给了白暨豚和江豚。但大家都说：王丁你研究白暨豚，把白暨豚都研究没了。王丁早就不再把这样的嗔怪放在心上，他正为自己的白暨豚研究安排下一个目标———哪怕希望渺茫。

　　拉郎配嫁给水生所

　　王丁，中等身材，皮肤黝黑。与许多一直坐在书斋中搞研究的人员不同的是，大风大浪大日头一直是其研究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现在，因为在白暨豚研究中作出的突出贡献，王丁被称为“白暨豚先生”。但20多年前，王丁却一门心思，要在空间物理、无线电物理方面做出一番事业。

　　大学是空间物理系，1982年元月毕业，却阴差阳错被分配进水生所。也正是这个时候，白暨豚被纳入动物学研究视野。上世纪初，秉志先生等一代学人秉承了西方近现代生物学研究方法。陈佩薰等研究人员就是直接得到秉志先生的指导，学习鱼类解剖。不过，那时对白暨豚的研究却是零星的。直到王丁嫁给白暨豚后着手研究时，声学等方面的研究还依然十分贫乏。

　　白暨豚研究的黄金时代

　　在提到白暨豚研究时，许多文章称，瑞士科学家乔吉奥·皮利里（GiorgioPilleri）于上世纪70年代末到中国对白暨豚进行研究，才让白暨豚渐渐成为关注对象。

　　王丁指出，中国科学家在白暨豚研究方面与国外的合作，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当时，中央领导收到一些国外专家的信：据我们了解，长江里面有两种鲸类动物，但外界对它们知之甚少，能否允许我们做一些研究工作。当时中央领导就问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中国有无人员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在得到“中国还没有系统地做这个工作”的回答后，领导人就表示：那不行，在外国人进来之前，中国人必须对此要有了解。自此，中国科学院就成立了白暨豚研究学术协作组，参与的单位有4家：水生所，声学所、生物物理研究所、南京师范学院。

　　王丁是学物理的。他与声学所一起摸索白暨豚声学的研究。生物物理所主要负责神经系统研究。那时，大家关注的重心是那头被称为“淇淇”的雄性白暨豚。

　　1980年1月的一个雪夜。湖南农民在长江边捕到一头身受重伤的年幼白暨豚，经过水生所的全力抢救，被起名为淇淇的小白暨豚康复了。从那时起到2002年，近23年里，淇淇成了世界鲸类研究界的一个奇迹。

　　当时，国际鲸类研究界有个定论：白暨豚这种淡水豚，不会发出哨叫声。所谓“哨叫声”是鲸类激动信号的一种。那时人们只能对海豚进行“声纳追踪”，对淡水豚却知之甚少。因为长江中船多噪音大，很难从中辨别白暨豚的微弱信号。

　　王丁常年给淇淇录音，通过与声学所合作的声学研究发现，白暨豚的声信号可分为“哨叫声”和“脉冲性信号”，其中的“哨叫声”属于通讯信号，具有社群功能，起到种群间的相互沟通和表达情感的目的。经过深入研究，王丁等研究人员还发现，淇淇的哨叫声还有一定的区别度，从中可以分辨出呼唤声、悠闲自在时的哞叫声、兴奋时的吱吱声以及呼救声。

　　我国科学家对淇淇的行为、生理、包括季节变化规律，血液学、治疗、饲养等方面的研究，一一填补了对白暨豚知识的空白。

　　和淇淇的欢乐时光

　　王丁最初苦恼自己与淇淇语言的不通。在训练后，他渐渐发现自己与淇淇是可以沟通的，“通过训练，对它了解后，你是可以知道它的状态，它也知道你的要求，”训练过了很久，王丁等人与淇淇之间建立了一个“bridge”（信号）：哨子一吹，就是对它的奖励，告诉它这个动作完成得非常好，很正确，你可以过来领赏了。

　　有两天，淇淇发起了脾气。王丁心中有点纳闷，不知道淇淇心中打的什么主意。王丁试着给了它一个信号，丢下三四条鱼。原来，调皮的淇淇在要奖赏。“训练过程中，不光是我们在训练它，它也在训练你。看你是否有能力来揣摩它的状况，它的要求，”与淇淇自由沟通的时光，让王丁与淇淇成为了一家人。王丁非常享受这个自由沟通的过程。也正是这个过程，让他与白暨豚之间连得更紧密了。

　　淇淇死亡的时候，王丁正在日本开会，并不知道消息，却像有心灵感应一样急着赶回。”一到上海机场就接到了电话，被告知淇淇已经去世了。

　　“淇淇去世前几年，我们都有心理上的准备。在当时来讲，淇淇在任何时候去世都是非常正常的，”但从王丁的感情上来讲，他希望此事永远都不会发生。淇淇是惟一的活体白暨豚，它的离去，带走了王丁等研究人员更多的东西。

　　很久了，王丁都无法再重回淇淇生活的地方，再看一眼，“当时我们就感觉到这有可能是人工饲养条件下最后一头白暨豚，”现实变得越来越残酷，再得到一头白暨豚的希望变得越来越苍白。

　　湖北石首天鹅洲白暨豚保护区是科学家心中的圣地。那是一段呈U字形的长江故道，长21公里，共3万亩水面，专门为白暨豚建立了栖息地，可容纳三四十头白暨豚。可是，一直未能如愿。1996年，保护区内惟一的白暨豚冲网而死。

　　为什么白暨豚越来越少

　　王丁心中一直很困惑。

　　1982年，王丁加入水生所后，便开始参加了对白暨豚的考察。“那时候，每次出去没有一次是空手而归的，如果你要看白暨豚，只要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基本上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最多一次我还看到了17头白暨豚，”白暨豚喜欢小家庭，但是也不乏类似壮观的场面。

　　现在，长江水依旧，故人却难觅踪迹。

　　事实上，农业部自2001年就批准委托水生所起草了长江豚类保护行动计划和白暨豚的迁地保护行动计划。于12月13日结束的考察就是根据这个计划实施的捕豚计划。“长江生存环境非常恶劣，不再能适应白暨豚的生存。我们必须将白暨豚捕捉起来，放到一个保护区，置于完全保护之下，使其不再受到渔业、航运的破坏。”

　　这是在就地保护措施失败的情况下的另一招———迁地保护，是国际公认保护濒危动物的最佳手段。

　　事实上，自1986年国际第一次淡水生物学保护会在水生所召开以来，王丁等研究人员就对保护白暨豚提出了三大措施，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殖。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解焱看来，遏制白暨豚栖息环境的恶化，应该是保护白暨豚治本之虑。但就现在看来，就地保护早已力不从心。

　　1997年到1999年农业部曾连续3年组织过对白暨豚进行大规模的监测行动，三年找到的白暨豚分别是13头、4头、4头。

　　迁地保护吧，天鹅洲建成了那么多年，一直希望有白暨豚能在那儿安家，却也一直未能如愿。刚刚结束的考察，也是空手而归。

　　人工繁殖的希望，早在淇淇死后，就变得风雨飘摇，越来越渺茫，越来越微弱，渐趋为零了。“我们面临的困境是白暨豚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如果更早地开展工作，也许局面就会比现在好得多。”

　　“白暨豚没了，我还能做什么？”

　　在王丁的心里，已经问过自己很多遍。

　　白暨豚成为濒危动物的同时，王丁等研究人员都变成了濒危动物。“这个物种太少了，一旦没有，我们从何着手工作。”

　　“王丁，你们怎么回事，怎么保护白暨豚就将白暨豚保护得没有了，”王丁经常要面对这样的责难与不公。对此，王丁的回答颇有点悲壮，还要继续做。

　　在长江中生存了2500万年的白暨豚，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种因为人类活动而导致灭绝的豚类动物，这背后隐藏的隐喻是什么？

　　对王丁来说，这是一个太沉重的话题。“尽管我一再强调，我们不能宣布白暨豚已经灭绝，但是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白暨豚数量已非常少。在这种情况下，要保存白暨豚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不过即便再渺茫，我们也还需要尽最大的努力。”

　　白暨豚是中国特有的，一旦白暨豚消失，就无法在其他地方看到。那时，我们究竟交给后代怎么样的长江，怎么样的地球？

　　目前，缺少了活体白暨豚，对白暨豚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王丁心中的希望是：我们还有标本。

　　“我们建立了白暨豚的文库，那是一个基因文库，未来我们还要开展很多试验室工作。”

　　事实上，即使在淇淇离开前几年，王丁等人就已不敢再从淇淇那儿获得破解白暨豚的密码了。“淇淇那么宝贵，很多的研究工作已经放在了江豚身上。”

　　而现在，江豚正在重演着当年白暨豚家族衰退的历史。“你可千万别掉以轻心，如果我们不加紧努力的话，江豚很快就要成为第二个白暨豚，”整整39天的考察，证明王丁并非杞人忧天。只有20头江豚出现在考察队的视野里。以往，这个江段足足有100头。“不要到时来问我，‘王丁，江豚哪去了？’我早就告诉过你了。”

　　濒危动物———加里佛尼亚的秃鹰、知更鸟起死回生的故事给了王丁莫大的安慰。“当时，知更鸟就剩下最后一对了，但现在这个物种基本上是保存了下来，”王丁会用诸如此类的故事激励自己，也激励同伴们。“我们希望奇迹能够发生，尽管我们也知道这个可能非常渺茫，但仍要做最后的努力。”

　　本报记者 李健亚 武汉报道

　　供图：王小强

　　■链接

白暨豚保护的尴尬

　　“水生生物保护的地位是很尴尬的。”一位白暨豚保护区的干部说，“大熊猫这类陆地动物的保护归林业局管，保护动物和保护森林是一致的。而水生生物保护归农业部管，农业部是管生产的啊！所以和动物保护就有了利益冲突。”

　　“这还不算，最尴尬的就是我们保护区的地位问题。”保护区工作人员张忠祥补充说，“表面上我们是国家级保护区，可实际上我们隶属地方政府，我们的日常活动经费大部分来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是讲究政绩的，这主要就是指工农业生产总值，因此就和野生动物保护有了利益冲突。你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听国家的还是听地方政府的？”

　　张忠祥举了一个例子：洪湖地区有很多水面开展围湖养鱼，研究表明，必须把围湖的面积控制在10%以下才能保证水质，可地方政府为了增加产量，任意扩大围湖养鱼面积，造成水质严重下降，过度投放的鱼饲料污染了环境。

　　“不过也不能都怪政府和老百姓的意识不高。”旁边有人插话，“咱们国家还很穷，老百姓还没吃饱呢，哪管得了动物？”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本专题感谢

　　王丁（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张先锋（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王克雄（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博士）

　　王小强（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程师）

　　解焱（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李健亚 武汉报道

　　制图/刘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