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综援·香港一家人

　　38平方米的房间被用木板隔成几个小卧室和活动室，48岁的王女士坐在餐桌边看一台10英寸的电视机。电视柜后面，读中一(相当于内地的初一年级)的儿子正在用一台旧电脑，显示器是液晶的，但主机机箱裸露着，据说是修了多次，就懒得盖上了。

　　这是在香港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下称“综援”)援助金的一户低收入家庭。

　　王女士的先生60年代从东莞来到香港，后来回东莞娶了王女士，在东莞生了一个女儿，在香港生了一个儿子。1998年，王女士和女儿获批来港，一家人终于团聚。

　　但2002年时，先生因久患鼻咽癌失去在酒楼的工作，王女士成为家中唯一的劳力。每月只有5000多港元的收入，于是向社会福利署申请了综援。

　　综援是香港的一项基本社会福利制度，主要针对低收入﹑失业、单亲家庭，以及长者﹑健康欠佳者﹑伤残人士等弱势人群，提供基本的生活援助。王女士一家属于低收入家庭类别。

　　现在王女士一家四口，每人每月都有一份从社会福利署领到的综援标准补助金，理论上总计有6350元，具体发放则须扣除王女士的收入，现在她每月收入约5000元，因此一家人实际领到的月度补助金约在1000—2000元，以后随她每月收入的变动而变动。这样家庭每月的实际总收入在六七千元。

　　此外，他们还能领取“特别津贴”。比如房屋租金津贴，每月1584元的租金是政府报销，还有水费津贴；孩子们的“就学开支”津贴，学费由政府承担，上学的交通费还有部分津贴。连孩子配眼镜也有特别津贴，王女士的女儿配眼镜时就曾向社会福利署申请过，但由于王女士家有1万多元的积蓄，故未能获批。

　　截至今年4月统计，全港领取综援的市民共有55万人。

　　回归十年，香港的社会福利开支急剧上升。由于在亚洲金融风暴后曾经历了多年的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使得香港的社会福利需求增加。1997年前后，像王女士这样的一些学历较低的内地人因婚嫁等因素移民香港，遇上香港经济转型，就业困难，家庭负担大，也急需福利援助。因此，政府即使在财政赤字的那几年里，也尽量压减其他开支以确保对社会福利的投入。2006年，特区政府用于综援的财政支出达178亿港元，占当年政府财政支出的8%。

　　香港的社会保障支出不仅包括综援项目，社会福利署每年还会拨款70多亿港元给非政府机构(NGO)，以支持他们为受援助者提供社会综合服务。

　　施丽珊所在的社区组织协会于1972年成立，依靠政府的项目拨款及教会筹款、本地募捐筹集资金，开展对社区弱势人群的帮助。10年前回归时，施接手负责“新移民互助会”项目，组织来自内地以及其他国家的新移民建立互助网络、团结新移民争取合理权益。王女士当时就加入了这个项目中的“妇女权利关注会”。

　　社区组织协会给王女士一家提供了很多帮助。比如组织志愿者给包括她的孩子在内新移民子女补习英语，帮助他们申请公屋。当王女士一家还住在板架房(一种用木板搭建的房屋)时，施丽珊还曾到家中做过几次家庭辅导。

　　如今，在施丽珊看来，在搬进公屋之后，加上综援的支持，王女士一家的生活已有很大改观。

　　但王女士面对的艰辛仍然不少。

　　首先是工作。近年香港经济强劲复苏，失业率下降，失业综援个案在减少。在劳工署的帮助下，王女士也在米商行找了份做杂工的工作。但这份工作从早上九点干到晚上八点，身体的病痛让王女士越来越觉得吃不消。

　　她想辞职另谋出路，但社会福利署要求她出示医生证明，才能同意辞职。原因是她这个年纪，工作越来越难找。而社会福利署鼓励领取综援的贫困人士自力更生，因此希望减少失业。

　　眼下，通过社会福利署支持的免费职业培训计划，王女士考取了家政服务的证书，希望能找到合意的新工作。

　　此外，教育费对这个家庭来说也是相当大的负担。香港学位竞争激烈，学生补习成风，把读书看作脱贫唯一出路的王女士，不得不让孩子也加入这个行列。让她忧心的是，两个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去年女儿中五(相当于内地的高二)成绩不佳无法升学，今年只能重读一年。

　　今年7月，女儿就要参加升学考试。如果能考上，中六、中七这两年学费就可以获得政府的全额津贴。如果考不上，就只能出来工作，而以高中这样的学历，在香港月收入预计也只有四五千元。

　　回望来港8年，王女士最感欣慰的是一家人得以团聚，虽然生活也因家庭负担而变得艰辛。她总是提起内地的亲人们如今都过上了好生活，退休也有社会保障，高校扩招，孩子们上大学也不难。相比之下，她为自己没能教好孩子而内疚，“以前我们夫妻两人在酒楼拼命干活，晚上总要十一点多才收工，孩子们无法照看，所以成绩也难好。”

　　现在王女士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们能够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脱离她这一代人的贫困。(记者 潘晓虹)

　　回归十年福利支出激增

　　回归十年，香港社会福利开支急剧上升。2006年，特区政府用于综援的财政支出达178亿港元，占到当年政府财政支出的8%。1998-2003年失业率居高时，综援支出更曾达到180多亿港元的高峰。

　　综援援助的人群有四类，包括低收入﹑失业人士或家庭，单亲家庭，以及长者﹑健康欠佳者﹑伤残人士。截至今年4月底的统计显示，香港30万个综援个案中，长者个案占了一半，达15万个；失业人士个案达4万个；单亲家庭个案达4万个，健康欠佳者及伤残人士个案达5万个，低收入人士及家庭个案达2万个。

　　社会福利支出不仅包括综援项目，社会福利署每年还会拨款70多亿港元给非政府机构(NGO)，以支持他们为受援助者提供社会综合服务。此外，专项用于老人的“生果金”(广东话，即买水果的津贴)就达40亿港元。2006年，港府社会福利支出高达350亿港元，占政府总财政开支的16%，超过医疗支出，仅次于教育支出。

　　综援制度不是养懒人

　　6月23日，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曾荫权在率领新班子亮相的记者会上再次强调，新班子的施政纲领之一就是加大扶贫力度，解决隔代贫穷的问题。曾荫权说：“使每个人觉得自己在社会里面是建设性的一分子，人人有工做，这是我们的目标。”

　　在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周永新看来，虽然香港并非社会福利型社会(如北欧国家)，但香港特区政府对社会保障工作一直是重视的。

　　周永新在香港社会保障界是备受尊重的学者，因他三十多年来一直从事研究，并参与政府政策制定，但同时又能保持独立立场。

　　周永新认为，在香港，贫困人士除了能得到综援援助，还包括住房、医疗方面的保障，还是能够基本满足生活需要的。并且综援也在不断改善。

　　比如以前综援家庭子女并没有专项的补贴，现在除了学费，每年两套校服，还有每年参加活动的费用，政府都会事先计算好，并提供津贴。综援家庭需要搬家的时候，还有搬迁费、装修费的津贴。目前在综援计划下共有20多项特殊津贴。又比如领取综援的老年人士，可获食物津贴。

　　近年来，香港对于社会保障的意见出现两个极端，一种是认为香港的社会福利做得不够，比如没有建立全民退休保障，另一种是认为综援制度“养懒人”。

　　周永新认为，公平地说，香港的综援制度不是养懒人。贫困人群的增加，与香港经济转型有关。

　　在全球化的市场中，资金流动空前便利，财富的积累比过去快很多，香港在此过程中经历着转型，以前靠制造业，现在80%的GDP来自金融、运输、酒店等服务业。低收入劳工在制造业发展时期很容易就能找到工作，而在现在这个资本致富的时期，就很难增加自己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