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朵，20世纪80年代初从江苏农村先后到北京、深圳闯荡。1996年，重回北京，成为女工服务团体“打工妹之家”的志愿者。2005年，热衷志愿服务工作的马小朵创办了“同心希望家园”，希望能够帮助流动人口聚居区的母亲们改变自己的生活。

钟丽珊，出生于香仔田湾屯公屋，小时候家境也不富裕，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香港回归后，国际乐施会将中国内地项目全部交由香港乐施会运作，而钟丽珊通过申请成为了实惠中国项目干事。

虽然有着不同的时空背景，对贫穷与权益的体验也各不相同，她们却共同见证了香港回归后，香港慈善组织逐渐融入中国本土的历程。

钟丽珊和马小朵都是穷出身。

在北京刘娘府相识之前，相差不到10岁的她们，一个在香港公共屋邨长大，为来到中国内地而负笈海外，一个从江苏农村出发，进入城市主流，却重回草根。

马小朵到深圳闯荡，首次接触香港乐施会

钟丽珊从香港城市大学毕业后，到内地参加社会实践

20世纪80年代初进城的“小保姆”，是中国民工潮的铺路人。1982年，江苏溧阳的高中毕业生马小朵，编织了50顶草帽，挣足了路费，进京做了保姆。

她工作之余还读成人夜校，拿到大专文凭。1987年，她跟一个北京青年恋爱了。那时候，作为一个外地农村人，如果要和本地的爱人结婚，意味着他们的孩子将永远是“黑户”，唯一有机会转城市户口的地方就是深圳。1991年元旦，马小朵带着仅有的600元钱，冲着户口，来到深圳。

当马小朵刚刚熟悉深圳这个城市，深圳河的对岸，钟丽珊进入了香港城市大学。出身港岛南边香港仔田湾邨公屋的她，在一个有7个孩子的大家庭长大。现在早已作为问题公屋被清拆重建的社区，环境很差。孩子们只能上“天台”小学——在天台的课室开课，一个年级一间教室。很多同学是渔民子弟，14岁才启蒙。她眼睁睁看着周围的邻居长大、吸毒、打架，做飞仔飞女，小学女生毕业就嫁人。

尽管如此，她的学习并没有给家里造成太多的额外负担，小学初中免费，高中则是象征性的学费。高中毕业，她和很多同学一样，靠着利息比通胀还低的助学贷款继续大学学业。某一天，她看到了乐施会的文宣：“助人自助”、“贫困源于不公平”，她觉得那正是自己将来想做的工作：“不是用单一维度看贫困，而是把帮助的对象看成伙伴，把扶贫看成一个能力提升的过程。”

1992年，乐施会已经成立“中国发展基金”。钟丽珊还不知道，因为此刻心动，她将走上一条道路，并将和北边深圳河对面的一名电话推销员相遇。

马小朵找到了电话推销员的工作，同时开始一个复杂的户口转移过程。1992年，她和相恋5年的他结婚了；1993年，户口终于落实。然而代价是他们不曾预料的，为了“准生证”在两地之间奔波，她的第一个孩子胎死腹中。在一次出差挤火车的时候，她的左眼被撞伤，此后数年，那只眼睛逐渐失去了视力。

20世纪70年代，香港青年中发生“认中关社”的热潮，而国内20世纪80年代的变化，导致在20世纪90年代，以关心大陆时事和发展为宗旨的学生社团，在香港各个大学蓬勃发展。钟丽珊一进大学就参加了“国是会”。他们的内地社会实践包括组织“长江三峡民生考察团”和“黄土高原民生考察团”，她为此还专门去学了普通话。那些旅行给她一种笼统的感受：中国的农民太苦，付出很大努力却没有过上好日子。她希望做一些什么，对于一个20岁出头的人，那终究只是一种模糊的冲动。就如她后来的毕业论文《中国农村贫困的原因》，现在看起来，有点隔靴搔痒。

马小朵从主动介入志愿服务并创办了“同心希望家园”

钟丽珊也通过申请成为乐施会中国项目干事

1996年，马小朵回到了北京。然而她发现自己的归属感却仍然漂泊。直到一天，她在看到了一条消息：《中国妇女报》为打工妹举行集体婚礼，她立即奔了过去，找到女工服务团体“打工妹之家”。她成了这里的会员和志愿者。

1996年，钟丽珊也到了北京，她在香港《明报》工作，采访内地政治新闻。她毕业决定先做新闻工作者，让自己成熟了，才到扶贫组织工作。为了她的中国瘾，她申请采访中港新闻。

香港回归那一年，马小朵有了女儿。她觉得生活圆满，该想想将来的道路了。两年后，她放弃推销员2000元的月收入，成为打工妹之家的工作人员，月薪600元。浑然不觉中，她已经成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第一批本土草根NGO的工作者。

回归那一夜，报道现场的一些意外让钟丽珊开始思索：新闻这一行可否慢慢淡出了？她还是希望进乐施会。

回归前夕，国际乐施会取得共识，确认1997年后，将中国内地的项目全部交由香港乐施会运作。回归前一个财政年，因为1996年的丽江地震，乐施会在中国内地投放资金突然翻两番，之后一直维持了大致同等的规模。作为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的后续效应，国际NGO开始进入城市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乐施会的农村扶贫工作也开始延伸到城市区域，发展为农民工服务项目“城市生计”。

马小朵的新工作并不轻松。比起她那个时代进入干部、知识分子家庭的保姆，当时的女工群体权益状况逐渐恶化。“她们太苦，我什么也帮不上。”被骗、被性侵犯、被雇主虐待……有人跳楼，她过去交涉，“打工妹之家？！”她记得从鼻子里迸出来的那声冷笑。更频繁的是收容遣送……在焦虑和无力感中，她患上了严重的植物神经紊乱，2001年，她辞职了。

2001年，钟丽珊决定申请去英国念硕士。这个决定触发于一次她和乐施会的正面接触。利用采访的机会，她绕着弯子问当时的总干事庄陈有：“如果参加乐施会的海外志愿工作，要有什么条件？”庄问她：“你会修电吗？会修水利吗？有什么工程方面的技术？”她再问：“那么，念一个发展方面的学位，会不会好一点？”终于，她得到了似是而非的、略为肯定的回答。

回归之后，香港遭遇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但1998年长江水灾和1999年华东大水，香港民间捐款仍然达3亿多港元。对内地的灾害救济，以及两地共同经历的SARS等自然灾害，反而加强了香港人与内地休戚与共的体验。

2004年，乐施会成立了中国部，专门管理扩展日益迅速的在中国的扶贫工作，投入款项占其香港以外投入的40%，总干事庄陈有也获得中国首届消除贫困奖荣誉。

2004年6月，《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这个法律文本的颁布，既意味着在中国NGO法定地位的确立，也暗示国际NGO在中国的“市场争夺战”将悄然打响。

2003年，钟丽珊回到香港。通过在乐施会数段短期工作的积累，她好不容易争取到中国项目助理的工作。

大陆业务重组后，乐施会招聘项目干事，钟丽珊终于得到了那个机会。不过，她的工作领域不是农村扶贫，而是“社会性别”。“乐施会认为贫困源于不公平，而性别不平等是贫困主要肇因之一。在社会性别方面，乐施会是做得比较用心的。”

2005年3月，马小朵创办了“同心希望家园”。两年里她们辗转了三处地方，启动经费将要用完，她撺掇一位教授朋友去申请项目，她跟着朋友干。朋友带口信给她：“乐施会的王云仙说，你可以独自申请项目。”

“我很早知道马小朵，我知道她能做事。”乐施会中国部北京项目经理王云仙说，马小朵的项目也可以放进城市生计(农民工)领域，“但这些没有工作的妇女即便在边缘人群中，也最容易被忽视。考虑到妇女不被边缘化，我们最后还是让社会性别项目干事跟进。”

“同心希望家园”在北京五环外的流动人口聚居社区刘娘府，这里当地居民只有500多人，而外来人口则是4500多人。因为远离就业机会密集的市中心，再加上受教育程度低，孩子需要照顾，社区中的很多外来妇女没有工作。这里的社区妈妈们1/3是文盲，她们不懂得教孩子，打骂孩子、重男轻女，孩子烫伤和骨折经常发生，行为问题也比较常见。

家园核心的两部分，是爱心超市和流动儿童活动中心。爱心超市铺设了捐助衣物的流通渠道，也为社区提供廉价的生活物资，同时盈利用于社区公益。流动儿童活动中心则让社区妈妈自己来做“妈妈老师”，一起学习学前教育，让学前的孩子们进行智力开发和行为训练。家园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发动大家，自己改变生活”。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