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成立社会组织必须先找到“婆家”再到民政部门登记，这种挂靠方式已成为困扰NGO和NPO发展的最大的瓶颈。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指出，现行的社会组织登记方式有问题，政府和社会团体的职能要分开，北京市政府和社工委目前正研究相关改革方案。（3月10日《京华时报》）

    在国家和社会合二为一的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被国家遮蔽已久的社会组织逐渐显露身影。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NGO（民间组织）和NPO（非营利组织）在中国民间的发端已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就世界范围而言，NGO的兴起也值得高度关注。联合国2005年的年度工作报告，就将NGO的迅速崛起视为对未来全球发展的重要影响之一。

    然而就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的今天，我们于社会组织的管理上却没有一部统一的专门性法律———现有的几部规范性文件均系条例，立法层级较低，且主要局限在登记管理上，如1989年颁布、1998年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而注册登记管理的规定又沿袭了“大政府小社会”时代政府管控模式———即社会组织行政化。这种由政府来全面管理社会，由行政机关来具体掌控社会组织的体制虽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向来看，这一体制无疑极大地束缚了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活力。

    比如社会组织在申请登记注册时，被要求必须先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婆家”。而且这个“婆家”还必须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如果这些相当级别的行政机关无意将某个提出申请的社会组织“迎娶过门”，这个社会组织便无法在法律上完成注册。即便能够在行政体制内找到“婆家”的社会组织，也不可避免地被打上“官办组织”的烙印，诸如消协、妇联、工商联等在实际上本该属于“社会”的组织，现今仍是“官办”之身。一些已逐渐从行政部门中“半脱钩”出来的行业协会，也因受制于行政“婆婆”，而不得不顺应“婆婆”的意图来开展工作。行业自治在这种“半官方”的奇特体制之下根本无法实现。

    正是源于观念和法律层面的种种阻碍，从整体上讲，中国的社会组织力量还极为弱小，不仅难以担当起市场体制下又一个资源配置机制的重任，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一个国家、市场和社会各司其职的三分社会的形成。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必然是一个国家、社会和市场之间良性互动的社会。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是要在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之间形成优势互补。而当务之急，又在于政府应逐步从社会领域里直接的操作性事务中解脱出来，建立、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去承担各种社会职能。

    和行政机关一样，社会组织也可以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而且在提供方式上较之行政机关更加多样化。社会组织还能为公众提供私人产品，因社会组织具备非官方和非营利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逐利倾向和机会主义动机。行政对NGO和NPO的支持和扶助，关系到正在行进中的社会转型是否能够稳定推进。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转型表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层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让行政的归行政，让社会的归社会，让市场的归市场”。而今对市场功能的体认，行政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已形成了良好的共识。但对社会功能的认识，行政机关还普遍缺乏与社会组织进行脱钩的体认与勇气。作为首善之区，北京市在政府和社会团体的职能分离上努力推进，积极实践，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示范价值。北京市政府和社工委正在研究之中的相关改革方案，也将为国家层面的社会组织立法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王琳  原题：行政与社会分家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