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刚刚被亚洲新闻台选为“年度亚洲人物”的绿色和平中国项目总监卢思骋，依然记得当年看过的一个讲述60年代美国大学校园运动的记录片中的片断：警察驱赶那些占领了行政大楼的学生，问一个穿着体面的女学生：“你想像淑女一样自己走出去，还是被拽出去？”她平静地回答：“我要像个淑女一样被拉出去。”

　　回顾那种热情和决绝，卢思骋说，“他们坚信‘只要我今天采取行动，明天就是新的世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理解的。我们太习惯无力感了，这可能是因为现状看起来太坚不可摧，但其实，世界并没有变得那么不一样，改变是可以达成的。”

　　以这样的信念，在过去几年绿色和平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环保风暴：披露香港新界地区存在国际电子垃圾转运中心；指责跨国公司在产品中使用有毒物质；反对金光集团APP在海南省采林；在中国首先揭露了电子垃圾问题，已经先后收到了索尼、诺基亚、戴尔、联想等8家公司的无毒化承诺；调查湖北省扩大种植转基因水稻，并将调查报告提交农业部；在香港和广州披露百佳超市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的检验结果……

　　尽管做到这一切需要非凡的热情和勇气，但绿色和平显然更强调毅力和聪明的方法。这也是绿色和平和许多本土NGO的不同之处：更多以科学而不是感性来说服大家；会花几年时间做一个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不接受政府和企业的捐款；重视对员工的能力培养和热情的保持……

　　“脚踏实地，做不可能之事”，有意无意间，绿色和平践行着这句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口号。

　　从国际NGO到中国NGO

　　1971年9月15日，一艘小船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驶往一个氢弹试验场。这艘“菲莉丝·科马克”号船上有3人，他们的任务是见证一场潜在的灾难。绿色和平组织从此登上世界舞台。这个全球性非政府组织总部设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如今在40多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其成员达350万人，每年会费就收到1亿美元。

　　绿色和平组织触角第一次伸到中国大陆地区是1994年：一艘隶属于该组织的“彩虹勇士号”由德国籍船长驾驶到达南京港，试图上溯长江观察沿途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后被中国边防、海关舰艇“礼送出境”，全国人民通过新闻媒体大多有所知晓。

　　绿色和平中国办事处于1997年在香港成立，2002年2月，以与中央民族大学开展合作项目为契机，绿色和平开始在北京开展活动，当时还处于不公开的状况。2004年开始，绿色和平开始公开活动，并尝试与媒体建立联系。关于登记问题，他们曾经到相关部委打招呼，但被告知“法规在完善当中，先等着”，这一等就等到了今天。“相关的部委肯定都知道绿色和平，大家也经常坐下来一起开会，工作交流很多，但就是不公开承认。”卢思骋告诉记者。

　　在卢思骋看来，因为政治文化的透射，国内很多NGO对政府的态度太过两极化：要么是害怕，千方百计地讨好；要么是反感和绝对的不信任。卢的看法是，政府是必须的、决定性的角色，绿色和平是要帮助、促进政府用创新的方法走上轨道，双方不是对立关系。

　　绿色和平甫一进入中国，就遭遇了一些本土NGO的不理解，认为绿色和平财大气粗，怎么还来和自己抢蛋糕？本土NGO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和某个NGO进行合作可能无形中得罪了另一个；再加上也一时吃不准政府的态度，怕合作会增加同行的政治风险，因此绿色和平最初选择了自己发展。

　　几年下来，绿色和平的成绩是看得见的，和本土NGO之间的合作也一点点开展起来，其以从做事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合得来合不来”的角度选择合作伙伴的做法，也渐渐得到了认可。许多本土NGO的态度开始变化。2006年10月的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上，绿色和平承担了许多协调、主办论坛的工作，这时，绿色和平已经被看作是中国的NGO，而不是外来的了。

　　伴随着绿色和平中国名气的上升，开始有很多人写信、发邮件、打电话来声援他们，并要求成为会员，由于相关的法律还不明晰，尽管绿色和平在其他地方都实行的会员制，但在中国还是不便开展类似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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