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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重视NGO提供的社会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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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巍青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7-16 23:46:28 | 【字体:小 大】 |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深圳打工者职业安全健康中心(打工者中心)于今年4月份对深圳地区执行《劳动合同法》的情况做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许多企业以各种方式规避《劳动合同法》的约束:让员工签英文合同,签两份内容不同的合同,不让员工本人持有合同的员工本,以及各种不容易察觉的条款改动,一旦出现争议,只会有利于厂方,等等。该《调查报告》表示,《劳动合同法》的执行状况令人担忧,并呼吁各方关注。
对于此事,首先我认为,这种调查及其调查成果,有很大的积极意义。意义在于,草根NGO(非政府组织)能够提供信息。一般人会认为,草根人士提供的所谓“信息”,无非就是一些个人诉苦和局部现象。政府决策关注的是大局,鸡零狗碎的东西不入法眼。然而,这样的看法可能很成问题。谁来判断和决定,什么信息是重要的,什么信息是不重要的呢?古人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信息社会则要问,领导看到的信息就是信息,草民看到的信息就不是信息吗?不仅如此,仔细读过该《调查报告》后,我为他们调查工作的科学性感到惊讶。他们用科学调查方法,从底层角度,系统地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还必须强调的一点是,他们的底层身份,天然地突破了很多调查障碍。由此而得的数据信息,具备真实性和可信性。
“打工者中心”的调查报告以及相应的报道,已经不算新闻了。但是新近发生的许多事情一再证明,如果缺乏“自下而上”的信息来源,情况可能会多么糟糕。这有两个事例。一个例子是,广州市长率万名官员摆摊式大接访,来访者数量之多,令市长惊诧。有人为了见市长或其他负责官员,前一天下午已经在排队。记者在报道中赞扬市长饿着肚子,从上午10点开始接访,一直到下午3点。立刻有网民跟帖说,来访者不也同样是饿着肚子吗?其实所有人都明白,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有那么多民情要反映,疏通民意的信息渠道究竟在哪里呢?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瓮安事件。诚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指出的,一起简单命案引发滔天大祸,是因为当地“积案太多,积怨太深,积重难返”。这简直是新版《木兰辞》,可以读作“积积复积积”了。然而真正令人难堪的不是基层政府被烧,而是高层政府被蒙。如果不出“滔天大祸”,谁会知道那里有那么多的积案和积怨?省委书记亲自探访挨着公安局做生意的小店主,主人尚且吞吞吐吐不敢讲真话,那么其他官员要怎样才能听到真话?归根结底,这是信息悖论和体制悖论。因为,“不出事”是一种刚性的制度底线,它隐含了一种制度激励。广泛了解信息主动解决问题,可以“不出事”;但是压制信息也可以“不出事”,当然是后者更便宜而省事。风险在于,“积积复积积”之后,谁还能够“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呢?结果就可能出更大的事。
一边是高级领导亲自聆听百姓说话,生怕自己“不明真相”而决断有误;一边是打工者自己对工人状况做调查,递交有关政府部门、媒体和科研机构。哪一种做法更好?若论改变干部作风体察民情,当然要推荐前者。若想按周其仁教授的说法,降低信息成本,那我推荐后者。正是从畅通信息渠道,降低信息成本的角度,应该重新审视NGO提供信息的功能。
回到《劳动合同法》的具体问题上来,今年开始生效的这部法律,还有待于各地制定“执行细则”,为具体执行提供更清晰的指引。深圳打工者中心的调查报告,就是为地方立法者和决策者提供信息。这种信息在三个方面具有价值。第一是运作成本低,它靠社会资金和志愿精神,不依赖公共财政。第二是角度不同。《劳动合同法》争议很大,方方面面都表达过意见。但是,身处漩涡中心的普通工人呢?我们知道他们的感受和看法吗?按照新法律签订合同,他们事实上会遇到哪些困境和陷阱呢?打工者中心做的就是这个角度的调查。第三是多功能。每完成一份调查问卷,同时就是对工人进行法律教育。数据的汇总与发布,就是对法律的执行施加监督压力。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在政府与NGO之间建立合作平台,鼓励更多的民间团体在不同领域中提供信息,提出批评,提醒关注。应该把这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以促进公民有序参与、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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