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与环境:国际政治第一焦点

作者:王逸舟    文章来源:《世界知识》2009年第24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4-29
引子:气候/环境议题在全球政治进程中的设置背景

  尽管国际政治中聚焦战争与和平,领土与资源的所谓“高政治”的向度依然存在,但其所占份额日益减小的趋势不可阻挡。在某种程度上取而代之的是,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公共卫生等所谓的“低政治”向度。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占据着全球关注的中心。

  12月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五次缔约方会议在哥本哈根拉开帷幕。本次会议计划就2012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做出安排。主办单位一开始就播放一部描绘全球暖化末日景象的短片,提醒各国代表这次会议是达成具体协议、化解垒球暖化灾难的最后契机。但怀有不同利益思量的国际行为体,特别是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温室气体减排分担等核心问题上的分歧依旧严重,致使此前围绕协议达成的数轮谈判都几经陷于停滞。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各国、各方都在就新一轮的全球气候博弈进行思考、盘算,依据不同的利益考虑研究各自的谈判立场与博弈战略。因此,在当下,气候/环境问题成为各国政府、媒体、民间关注与评论的焦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际上,这种现象也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特点,即一个新兴的、重大的国际议题的提出会在短时间内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有可能在特定的时期内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利益相关方共同瞩目的焦点。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在即的关键时期,气候/环境议题中各种利益驱动力量互动的炙热状态不是偶然的。应该说,去年是全球气候政治非洲重要的一年,今年目睹了各方力量的正面交锋,而当下则是气候/环境议题的膨胀、发酵期,诠释着本年度国际政治博弈的第一焦点。

  从更宽广的历史视角看,人类对气候/环境问题重要性的关注并非始于今日。就最近几十年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8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后期的国际政治中都出现了由气候/环境问题引发的不同焦点。1992年在巴西城市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把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首次明确提出了此后被全球各国普遍接受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会后开放签署的旨在防止全球变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一次在全球公约的意义上将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定性,成为气候议题进程中的第一座里程碑。可以说,十几年前的这次有关气候/环境问题的大讨论直接促成了全球各国、各地区,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重要排放大国相继在国内制定了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千年发展目标,成为气候问题进程中的一个高点。以中国的千年发展目标为例,与过去仅关心GDP增长率的发展理念不同,新的发展计划广泛涉及环境、教育、卫生、人文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更是占据了目标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整体来看,20世纪70、80年代也都出现了类似的讨论。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1972年和1974年分别由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两份研究报告,再清楚不过地提示了气候/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个由跨国界的科学家、工程师、学者、民间人士、社会环保组织,以精英俱乐部的身份向全球范围内的各类行为体发出警报,引起了当时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实际上,20出:纪70年代仍处于“GDP主义”盛行的时期,罗马俱乐部的盛世危言,或说“春天里的一道惊雷”第一次敲响了人类重视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气候问题的警钟。相比而言,气候/环境议题在今天的发展仅仅是延续上世纪70年代全球关注的一个高潮,一个新的、特定时代的强音而已。

  前溯历史,可以发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一直都在关注和利用自然环境,包括气候对国家生存、战场胜败的影响。从人们耳熟能详的“借东风”的故事、“草船借箭”的故事,从拿破仑大军在俄罗斯寒冷的冬季吃败仗的历史中可以看到,气候/环境因素影响国际政治、国家社稷的现象古已有之。所不同的是,当代国际社会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在范围上越来越广阔,涉及人类生活乃至全球文明的方方面面;在程度上逐渐增强,日益聚焦,并且已经融入到从传统的国家间政治向新的全球政治转换的进程中。尽管国际政治中聚焦战争与和平、领土与资源的所谓“高政治”的向度依然存在,但其所占份额日益减小的趋势不可阻挡。在某种程度上取而代之的是,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公共卫生等所谓的“低政治”向度,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占据着全球关注的中心。

  关键词一:国家存亡

  评价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进步性,恰恰就要考察其对社会边缘者,时代弱势者是否投入了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越是在所谓的“丛林政治”时代,这些极具脆弱性的弱小国家就越可能被在“物竞天择”中获胜的强国所抛弃。

  气候/环境议题涉及某些国家的生死存亡。

  首当其冲的是诸如马尔代夫、巴布亚新几内亚、图瓦卢等所谓的沿海“小岛国家”。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小岛国联盟由43个成员国和观察员组成,占当代全球国家总数的1/5强,是联合国投票表决机制下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与视气候/环境议题为经济、发展或大国博弈的其他谈判方不同,对这些国家来说,已初露危机端倪的极端气候/环境事件是其无法逃避、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重大季节性风暴的侵袭或极地冰盖消融导致的海平面升高都有可能使这些环境脆弱的小国在未来几十年中要么消失、要么面临灭顶之灾。在今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马尔代夫总统纳希德就以异乎寻常的坦率态度再次呼吁全球采取行动。他说,20年来,马尔代夫等小岛国家就像“煤矿里的金丝雀”一样,不停地向世界发出有关气候变化威胁的警告,希望终究有一天这些警告会发生效用;但随着会议曲终人散,一切依然照旧,以至于马尔代夫都已经习惯于这样一种循环。他声情并茂地指出,我们虽然是金丝雀,但在煤矿不断释放瓦斯的时候,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发出叫声,你们也许不在乎,不做任何事情,但我们会一直叫下去,直到死亡之时。纳希德的这次演讲十分形象,给与会各国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月后,这个平均海拔仅有1.5米的印度洋岛国以在水下四米深的海底召开内阁会议的方式再次吸引全球目光的关注。我认为,评价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进步性,恰恰就要考察其对社会边缘者、时代弱势者是否投入了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越是在所谓的“丛林政治”时代,这些极具脆弱性的弱小国家就越可能被在“物竞天择”中获胜的强国所抛弃。客观而言,在当代全球政治中,面对这些发自几近举国迁徙甚或从地球上消失的边缘化小国的声声呼吁,不能说没有人听到,人们的确听到了;也不能说人们没有行动,而只是行动还远远不够。

  除了这些或将受到生死打击的小岛国家之外,还有一些中等,甚至地区

  性、全球性大国同样面临着因气候变化而导致的种种灾难的威胁。前者如中等国家荷兰。这个欧洲低地国家的GDP总量位于世界排名的第12位前后,人均GDP更是处于世界最高水平之列,但就是这样一个经济发达、社会富裕的西欧强国同样面临着由于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而可能导致的“灭顶之灾”。为了生存,荷兰早在13世纪就开始了“围海造田”的筑坝拦海进程,但全球气候变化使这个填海国家的脆弱性暴露无遗,未来可能发生的海平面升高、海水倒灌等灾难将对其生存与发展造成巨大的打击。后者如南亚大国孟加拉国。这个总人口超过1.38亿、农村人口占据其中80%的贫困国家被公认为受全球气候变暖严重威胁的最落后发展中国家之一。实际上,最近几十年间,孟加拉国时常遭受季节性风暴、洪水泛滥和海水倒灌导致的重大灾难,本已落后的国民发展陷入更大的困境。1987年7月,孟加拉目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暴雨、洪水袭击,致使2000多人死亡,2000万人口受灾。灾难的发生不仅造成国家基础设施、工农业产品的极大损失,还加重了孟加拉国的国内贫困,随灾情爆发的传染病更使本巳处于崩溃边缘的人民生活雪上加霜。人口大国往往具备成为强大国家的内在基因,但在气候/环境灾害面前,却常常受到最为严重的打击。

  除以上几种情况外,在经济高度发展、工业化大规模集中的时代,气候灾难对某些环境脆弱性国家造成的直接、间接损害与工业文明之前的农耕社会相比呈级数增长态势,其原因在于,在工业基础设施高度完备的某些沿海地区,极端气候与自然灾害在单位时间内对高度密集人口和工业发展成就的破坏是不可估量的。在这方面,即使超级大国美国也几度为极端气候灾害所威胁,2005年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登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致使数以万计的房屋被淹没,数十万户家庭断电,给美国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此外,气候/环境问题导致的国家存亡忧患还会以由此带来的国内动荡、国际施压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能否有效应对气候/环境灾难已成为衡量一国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指标。布什政府因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登陆36小时内无所作为而广受批评;南亚的洪水灾害和今年的莫拉克台风也均给缅甸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政府部门造成了不小的执政压力。

  可以看出,气候/环境问题的确关系到某些国家的立国之本、执政之基。在人类活动高度密集、工业文明空前发展的今天,如何有效防止由全球气候变化而带来的国家灾难,已成为这些国家不得不赋予极端重要性的国事议程。

  关键词二:国际责任

  中国从官方到民众对气候/环境问题的观察视角至少可以说明中国在这一新兴的安全问题上还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一旦面对外部汹涌而至的气候/环境难民,中国是否会及时、有效地出手、甚至动用军队呢?

  面对以上处于灾难、困境之中的弱势国家和边缘地区,以国际社会重要组织者和负责任一员身份参与国际交往的大国、强国和国际组织再也无法置身事外、无动于衷。危机面前,它们不得不担负起与自身能力相当的国际责任。

  这其中,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在近几年发生的全球气候灾难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实际上,面对日益严重的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以及其他破坏性气候/环境灾难,当前联合国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组织、号召全球各国团结起来,以集体的力量和共同的声音与投入应对危机。客观地讲,进入21世纪以来,联合国地位的上升、作用的增强并不是由于它在传统安全威胁领域取得了多大进展,例如联合国秘书长在斡旋中东地区热点冲突或传统的领土纷争方面也没有取得过人的成绩,但作为一个国际倡议平台,联合国在应对气候/环境变化等一些全球性新议题上赢得了更多的威望。以联合国难民署的相关工作为例。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全球难民趋势报告,2008年全球共有4200万人流离失所,而由于气候变化而导致的环境灾害与资源争夺是造成近年来全球难民激增的重要原因。尽管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气候难民,联合国难民署在组织筹备粮食、清洁水、医疗救助方面往往显得捉襟见肘、无能为力,但无论怎么讲,联合国难民署在难民自愿遣返、当地融合和重新安置三个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是一个缺少联合国的世界所难以胜任的工作。

  正是由于气候/环境问题的全球性破坏力,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或国际组织都无法独立、有效地应对这一空前危机,正是在此意义上,全球的安全与繁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依赖国际合作的实现,这其中,人们往往对一些大国、强国给予更多的期待。实际上,境外难民大量涌入中国的事件几十年来时有发生,由于这些国家国内政局的动荡和气候/环境灾害等原因,越南、朝鲜和缅甸的难民曾几度大规模向中国边疆扩散。这些战争难民、气候难民、环境难民常常混杂流动,所到之处都带来新的动荡和不安,给中国的边防安全造成严重困难。而且可以想象,对拥有多达二十几个直接、间接接壤邻国的中国来说,未来还有可能在不同的地理方位上,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气候/环境等不同原因出现大量周边地区难民涌入中国边境的事件,这些非正常的大规模人口流动至少会在局部给中国带来震荡与不稳定,届时,中国不可能独身其外,而必须承担起一定的大国责任。

  对于西方大国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对欧美国家而言,它们一方面要妥善处理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气候问题所造成的本国难民安置问题,另一方面作为全球大国、地区强国,更要在国际道义上对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气候/环境难民承担无可推卸的大国责任。全球政治发展至今,国际社会再也无法承受诸如各国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袖手旁观、无所作为的耻辱历史。尤其在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已担负起更多的整合全球力量、分担国际责任的工作,一般而言不可能再允许面对边缘地区、边缘国家、边缘种群的各种灾难,国际社会无动于衷的现象发生。

  美国国际政治学者布鲁斯-琼斯、卡洛斯·帕斯夸尔和斯蒂芬·斯特德曼在《权力与责任》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国际安全新概念:负责任主权。他们认为,主权既意味着对本国国民负有义务和责任,也意味着对其他国家负有义务和责任。各国政府必须在各个领域进行合作,以保护共同资源、应对共同威胁。这种理念或许对中国读者还比较陌生。因为气候变化问题在中国总体来说还仅被视为一种政治问题,发展问题,视为西方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围绕是否、并在多大程度上限制排放的问题,因此中国的相关文献和媒介宣传通常不把气候问题解读成安全问题。但应看到,在日益发展的全球政治舞台上,气候/环境问题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国际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新的温床,由一般的政治、经济、技术、科学问题上升至

  安全问题层面。当前,中国从官方到民众对气候/环境问题的观察视角至少可以说明中国在这一新兴的安全问题上还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一旦面对外部汹涌而至的气候/环境难民,中国是否会及时、有效地出手、甚至动用军队呢?对日益融入全球体系的中国来说,伴随大国身份而来的不仅是实力的增长和话语权的提升,还有越来越难以推卸的国际责任,对此,无论是决策层还是普通民众要有新的认识和准备。

  关键词三:军事安全

  可以预见的是,某些大国的国防部未来一定、甚至已经在部署设置专门应对气候/环境灾难及由此产生的难民潮问题的“气候部队”。在全球气候政治中,“气候部队”的建立、“气候武器”的研制往往是大国间保持高度警觉但互不做声的一种默契。

  所谓气候/环境议题关涉一国军事安全,其最简单的一个含义是,当气候/环境难民在某些国家或地区大量产生的时候,除大国、强国和国际组织必须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外,某种程度上的军事介入对当事国的灾后救援、重建或政府组阁至关重要,这是大国、强国和国际组织为应对未来日益严重的气候/环境困境不得不考虑的军事安全挑战。

  可以预见的是,某些大国的国防部未来一定、甚至已经在部署设置专门应对气候/环境灾难及由此产生的难民潮问题的“气候部队”。其重要意义表现在:第一,与军事战场的作战目标与作战方式不同,面对灾难地区的破败惨象和大量难民,“气候部队”的首要任务是迅速赶至现场维持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防止出现无政府事件甚至骚乱发生。根据美国一份具有军方背景的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在未来20~30年内,脆弱不堪的地区,尤其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中东、南亚和东南亚,将面临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粮食短缺、灾难性水灾等问题,从而有可能要求美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或做出军事反应。报告称,2010年2月,美国五角大楼将要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会出现关于气候问题的一章,美国国务院也会在即将出台《四年外交与发展评论》中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第二,保护国家核心的、敏感的、战略性物资设备、防止发生某些放射性物质污染和国家机密的泄露也是“气候部队”的主要任务之一。在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中,四川省某些重要重工企业、核设施等所在的敏感区域就一度可能处于危险之中,据说当时美国的一些绕地卫星就曾集中观测这些区域是否出现核泄露问题。

  第三,气候/环境上的极端变化可能给某些大国的战略战备布局带来巨大影响。可以想象,在俄罗斯、中国、印度等一些大国中,未来很多地区日益严重的沙漠化可能造成当地许多重要的军事战略设施、装备失效或难以维护。

  气候议题下军事安全维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有关所谓“气候武器”的研究与开发。尽管国际社会还没有公开认可,但据我所知,一些国家的军事部门已经在这一方面投入了巨大努力。据悉,目前世界上至少已有十个国家掌握了最先由俄罗斯发明的“人造风暴”技术。1993年,由美国海军和空军资助的HAARP研究基地开始建立,2003年起正式开始用于进行高频有源极光研究计划的各种实验,其目的就是通过物理、化学途径改变大气的温度、密度、湿度,最终达到改变气候模式的目的。甚至有科学家怀疑,2005年8月的卡特里娜飓风是由人为电磁技术生成的,其幕后操纵黑手是日本的黑手党犯罪集团YAKUZA,他们想借机在期货市场上大捞一笔,以对美国1945年对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进行报复。

  当然,军事手段的发展往往在民用技术前沿,无论是“气候部队”还是“气候武器”,都应本着人道主义救援、造福于人类的目的而发展。事实上,现代航天技术、导弹技术、人工调节气候模式手段都已在民用建设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作为气候/环境议题下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强调“使天气成为力量”的双刃剑性质。在全球气候政治中,“气候部队”的建立、“气候武器”的研制往往是大国间保持高度警觉但互不做声的一种默契,气候/环境亦成为国际政治、特别是大国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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