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环境问题须有坚韧的耐力和综合的治理

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曲格平曾说：“从一个号令自然的主人，到一个善待自然的朋友，是一次人类意识的深刻觉醒，也是一次人类角色的深刻转换”。然而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实现这种真正的觉醒和转变。

如前所述，中国环境问题的严峻不但在于地方保护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以及传统发展观和错误政绩观的影响，还在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严重的脱贫任务，以及由于我们经济增长方式的落后未能找出一条与“先污染后治理”不同的新的发展道路。所以，治理中国的环境问题必须要有坚韧的耐力，不能悲观失望，也不能抱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心理，须做长期战斗的准备，同时要采取综合的治理举措，任何单一的措施都是难见效的。

从今年绿色GDP报告出炉的艰难也可见一斑。在这两年过程中，尽管在一些省份启动了绿色GDP考核试点，并在一些地方纳入了政绩考核范围，但是，绿色GDP考核试点仍然举步维艰，两年间，不断有绿色GDP被“缓行”的消息传出；至于环保政绩考核，更是表面上喊得凶，实则不过是走形式、摆样子，并无实质性进展。所有实行环保政绩考核的地方，其党政领导全部都是“合格”、“优秀”，没有一个被亮“黄牌”、更没有被“红牌”罚下。

 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首先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转变传统的发展观，将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考核体制扭转过来。2003年，新一届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此后又提出发展循环经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使得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如何进行经济、环境和社会综合决策的方法论。它对环境治理的意义在于更新人们对环境的认识观念，并相应地采取一系列政策和行动以实现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的最大化。
    在经济发展中，人们之所以对水、土地和矿产资源不加珍惜，以致产生环境保护的“公地悲剧”，很大程度上与土地等资源的产权残缺有关。在一个法治国度里，土地、矿产等所有资源要么是属于自然人，即个人所有，要么是属于法人所有（国家所有也应是以法人形式所有），根本没有什么虚幻的集体所有。但在我国，土地和矿产资源等却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是一个非人格化的虚幻的集体，它必须要落实到具体的人和部门来履行。所以，对国有的土地等自然资源要进行所有制形式改革，采用私法人所有制形式。国有资源的私法人所有制形式是指国有的财产权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必须是由具体的私法人（企业法人--社团法人之一种或财团法人）所有而不是公法人，即政府直接所有。私法人所有制也叫法人所有制。就像所有财产性资产的管理公司管理资产一样，自然资源也应该是由国家专门组建的资源性资产管理公司对国家委托其管理的资源性资产进行法人所有制管理（视资产性质不同可以是企业法人也可以是财团法人管理）。事实上，土地归自然人或法人所有的法律原则是世界上几乎所有法治国家普遍采用的通行做法，也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这种资源的法人所有制（尽管这些法人是受国家等所有人委托实行信托管理国有资源的）是防止资源掠夺，保护自然环境最好的一种制度。它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公地悲剧”。

    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将市场机制引入环保领域，研究制定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对治理环境也很重要。与传统的直接管制手段相比，市场手段既能保证环境质量改善，又能满足区域经济增长的要求，是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相统一的重要途径。市场手段中最重要的是排污权交易，这种方法主要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并允许这种权利象商品那样买入和卖出来进行排放控制。如果排污者能削减其排污量，他的余额就可以出售获利，因此可以刺激排污者发明或利用新的更经济的处理技术和方法，这样社会治理环境的总费用就会减少，效益差、污染严重的排污者在市场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环保团体也可购买排污权，从而阻止排污者使用这部分权利，这将使环境质量高于环境标准。征收环境税，即庇古税也是一种市场手段。20世纪30年代，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提出根据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对污染者征收环境税。庇古税具有动态效率和静态效率，这正是管制所缺乏的。在静态条件下，只要还有污染就要被征税。在动态条件下，污染的进一步减少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革新等来取得，进而减少未来税收支付。

    发展循环经济则是通过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来治理环境。循环经济是人类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建构的经济系统，并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去。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消费-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线形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人们以越来越高的强度把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开采出来，在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放到坏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的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由此导致许多自然资源的短缺与枯竭，并酿成灾难性坏境污染后果。与此不同，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流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其特征是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特的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为工业化以来的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能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推行绿色GDP核算和试点。绿色GDP核算是指从传统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的核算体系，它建立在以人为本、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之上。一旦实施绿色GDP，人们心中的发展内涵与衡量标准就变了，扣除了环境损失成本，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下降。一旦实施绿色GDP，也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过去各地区干部的政绩观，皆以单纯的GDP增长为业绩衡量标准，现在要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放在一起综合考评。所以，绿色GDP不仅能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能够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统一的程度，可以很好地表达和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要求。

    除上述这些措施和政策外，当前环境保护最急迫的任务我认为是要推进公众的环境参与。理论上说，公众可以为环境保护提供动力，因为他们是环境和资源破坏的真正受害者，他们不会选择让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受到严重损害的发展道路，不会选择断送自己子孙后代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的发展道路，所以，公众是权力寻租无法突破的障碍。公众参与也有助于解决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外部性问题，因为参与的过程可以更全面地识别环境和社会影响，有助于将每个项目中的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从而改变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不利于只重开源的粗放型的开发项目，而有利于立足节能降耗、需求管理的集约型项目，有助于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最终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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