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生态文化是绿色文化生态文化也称为绿色文化，生态文明也称之为绿色文明。

　　3.1绿色文化的内、绿色文化的涵盖

　　绿色文化从狭义来讲，是人类适应环境而创造的一切以绿色植物为标志的文化，包括采集－狩猎文化、农业、林业、城市绿化，以及所有的植物科学等。随着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研究的深入，环境意识的普及，绿色文化有了更加广博和深层次的内涵，绿色文化即人类与环境和谐共进，使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它包括持续农业、持续林业和一切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绿色产业、生态工程、绿色企业，也包括有绿色象征意义的生态意识、生态哲学、环境美学、生态艺术、生态旅游，以及绿色运动、生态伦理学、生态教育等诸多方面。

　　3.２绿色文化出现的必然性

事实上，无论狭义的绿色文化也好，广义的绿色文化也好，都是人类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而且，它们都是相互联系的，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人类在创造绿色文化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过程中，也在不断地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19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并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但是，随之而来的资源危机、环境危机，使人类从祖先那儿继承下来的绿色意识开始猛醒，而摆在当代人类面前的一系列日益严重的问题——温室效应加剧、臭氧层耗损、酸雨现象、森林资源大量毁灭、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水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使人类必须创造新的绿色文化来挽救支撑人类文明的环境，这种新文化就是广义的绿色文化。于是就有了1972年的人类第一个环境会议和1992年的里约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有了以美国生态学家莱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开始的世界生态运动，有了富裕和贫困的对话和世界性保护环境的各式各样的绿色组织；也就有了对全球影响的绿色政治，也就有了狭义的绿色文化更先进的生态农业和持续农业，有了众多的绿色、绿色产业、绿色生态工程、绿色商标和绿色产品，有了绿色的、花园般的城市，而以绿色的生态意识、全球意识为代表的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生态教育、生态旅游和以绿色为主导的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与地球环境结为伙伴关系的绿色文化。

　　3.３生态文化的发展

　　生态文化和发展过程也经历了由自然文化—民族文化—科学文化—生态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和层次。在自然文化阶段，人类的古代祖先们创造了图腾文化，并以绿色图腾——对植物的崇拜和以植物共生的动物崇拜作为文化的特征，这是人类创造的最早的绿色文化。该阶段，绿色文化在全世界出现惊人的一致性，是由于早期人类产生的环境相似。那时，由于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还处于较低级的阶段，其居住的环境多属于气候、地形、水源状况较好的地区。随着人品逐步增加及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能力、改造能力的增强，原来的采集—狩猎文化已不能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人们开始拓展生存环境的范围，人口发生迁徙，人类的生产方式也由采集—狩猎转向农业、畜牧业。这时人类社会由部族向民族形态演替，出了风格各异、五彩缤纷的民族文化，但绿色文化仍处于狭义的绿色文化阶段，当绿色文化由狭义转向广义时，正是民族文化向科学文化的转化阶段。因为原有的文化造成了对环境的破坏，而被破坏的环境已不能支撑原有的文明。生态危机促使人类必须创造新的绿色文化来拯救自己的生存家园。这也正是文化的整合性。文化的整合是由向前发展的科学来整合，而科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所以，自然文化—民族文化—科学文化—生态文化的四个阶段又可以看作文化的四个层次，它们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只是不断地向前、螺旋形地上升的[6]。这也就是狭义的绿色文化和广义的绿色文化之间的关系。

　　由上可见，生态文化也是包容在人类创造的全部文化中的。它是研究人与环境关系的科学，并在人类庞大的文化体系中举足轻重，关系着人类的家园和人类的命运。因此，生态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人类必须学习、总结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建立人类新文明——绿色文明中国有的学者提出建立人类新文明——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文明的观点，并把农业文明称之为“黄色文明”，而把18世纪以来工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环境危机称之为“黑色文明”。因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意味着人类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经济和社会发展，这种发展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在自然界中，人类无论怎样推进自己的文明，都无法摆脱文明对自然的依赖和自然对文明的约束。自然环境的衰落，最终也将是人类文明的衰落。当前，“只有一个地球”的呼声越来越高昂，一个环境保护的绿色浪潮正在席卷全球，这一浪潮冲击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预示着人类史上的一场“环境革命”即将来临。这场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通过它，人类将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摒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黄色文明”和“黑色文明”，建立一个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绿色文明。

　 3.4景观学与文化表达

　　景观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在哲学层次上使景观规划与景观设计得到了统一，也使二者在更高层次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景观规划比之于景观设计有两方面的不同，一是景观规划注重宏观尺度和综合性项目的地景观规划，其尺度比景观设计的对象为大，其综合性也比景观设计为强；其二，景观规划侧重于景观开发而不是景观营造，注重对现有景观因势利导的利用，景观设计则是在中观尺度以下的空间范围进行景观空间的重新塑造，尤其是城市内的各类小型景观及单体项目的建设。美国著名景观大师约翰西蒙兹（John Ormsbee Simonds）在其“景观学：人类自然环境的营建（Landscape Architecture:the shaping of Man’s Nature Environment）”一书中指出，景观规划的最终目的在于为人类创造一个理想的和可持续的生活、发展环境，但实现此目的，必须从比以往只关注建筑地段内部及周围的工程条件转移到关注建筑环境与建筑文化风格的更广泛的时空尺度上考虑（Simonds,J.O.1961）。现代景观学认为，景观规划强调景观空间的优化利用必须与所在地域的生态条件相适应、相协调。同时强调，景观规划的本质应该以现实为基础，以较小的投入与对地表最小的扰动，形成理想的景观空间。

　　景观是一定地域范围的综合体与总体，包含了自然的和人工的一切整体。景观规划与设计就是对这一定地段的自然元素与人工元素的合理利用与空间组合。以自然元素构成的清新优美的自然环境固然是当今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景观空间，但领导这一空间的灵魂是文化而不是别的，景观特色的创造同样依赖于景观文化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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