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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文明:厦门特区发展模式创新         ★★★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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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文明:厦门特区发展模式创新
作者:吴凤章    文章来源:厦门日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8-28

编者按

今年是厦门经济特区建设25周年。25年来,厦门经济特区按照中央、省委的要求,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努力履行中央关于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试验田”和“窗口”的历史使命。面对当前我国改革不断深化、开放不断扩大的新的形势,经济特区如何通过创新,进一步增强活力与优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特区的“特”,是特别之为的“特”,是特别之位的“特”,也是特色的“特”。25年来,厦门发展的最大特色是什么?今后的创新突破点在哪里?去年以来,中共中央编译局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多次到厦门调研,认为厦门在建设生态文明上已经形成了创造性的经验,走出了一条新的有借鉴意义的发展道路。用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韦建桦同志的话来说,厦门的实践“生动证明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意义”,“厦门的经验富有创新性,反映规律性,展现系统性,具有示范性”。为此,中共中央编译局向市委提出合作进行重大课题《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厦门的实践与经验》研究的建议。市委对此高度重视,先后在两次市委书记办公会、一次市委常委会会上进行了研究,确定由时任市委副书记的吴凤章同志为课题组组长,牵头组织实施。今年4月20日,中共中央编译局与厦门市委在北京正式签订了课题合作协议。该课题研究引起了国内外理论界与实际部门的关注,并被中央有关部门列入到中央正在推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重大科研项目中。今年8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4期杂志首先披露了该课题的部分中期研究成果,并在显著位置刊发了我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吴凤章的署名文章《建设生态文明:厦门特区发展模式创新》。本报今日全文转载,以飨读者。

摘 要

本文以厦门为研究范例,分析了厦门建设生态文明的主要经验与做法,探讨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地方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意义。作者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一项系统创新工程,必须依靠文化创新系统、制度创新系统以及科技创新系统的整体协同。

关键词

生态文明 科学发展观 厦门

【 一 】

“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最早的意思是房屋、家庭,19世纪中叶以来被赋予了现代科学意义,主要指的是自然界诸主体、诸系统之间交错复杂的关系。如果我们将文明定位于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那么,生态文明则是指人类社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改善人地关系,进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

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对文明的认识不断加深,对文明涵盖物质、政治、精神等三个主要层面已形成共识。既往对文明的认识主要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从人类社会内部关系上来揭示社会进步的本质特征,文明建设实践的目标和尺度是人的需求和利益的满足程度,是人自身的机体及心性的发展完善程度。但是,人不是孤立于自然的人,人是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统一体。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向自然界寻求物质与能量交换的过程。环境史学家克莱夫·庞廷认为,“所有的人类社会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依赖于种种复杂的、相互联系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这些过程包括由太阳产生的能量,包括那些生命要素的循环,包括地球物理学的各种进程”,“在全部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从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去获取的方法,这样人类就可以得到足够的资源来维持生存——食物、衣物、居所、能源和其他物质材料。”因此,人类的生活、生产不可避免地形成对自然的干预,反过来又会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人与自然的关系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并内在于广泛的社会关系之中。人类文明必定涵盖了物质、政治、精神以及生态等诸种要素,生态文明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揭示社会进步的本质特征,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构成文明的整体形态。

文明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作为上层建筑,一切文明的本质特征必然通过其经济基础、形态来展现,同时,又通过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价值与社会结构来获得定义。社会大分工决定了人类生产方式的变化,剩余产品的出现为市场的发育提供了可能,交换关系的内在逻辑又为社会的组织化奠定了基础。所以,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相一致,在人类200万年的存在历史中,人类文明形态经由原始文明、农业文明而进入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的显著区别在于前者凭借科学技术的发展获得了空前的干预自然的能力,人类对于自然从被动适应、主动反应发展为积极的干预、改造。工业文明在不到人类历史万分之一的时间里,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总和还多的物质财富,也创造出了更加丰富的文化与制度,人真正成为“自然的统治者”,人的主体性得到极大的张扬。

工业文明在使人的主体性得到张扬的同时,过度贬低了自然的价值,过去充满灵性的有机自然沉沦为机械的、僵死的征服与掠夺对象,这就为自然的空前破坏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另一个方面,工业文明首先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发展,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动力,利润是资本生产的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赋予了工业文明以新的特征,增长成为工业社会的最大追求。源自古典经济学的增长传统将一切自然物作为经济资源,对自然的工具性目的使得增长越多意味着自然资源的损耗越多、环境破坏越严重,把过度消费视为增长动力的经济观更是将工业社会引入生态危机的重重包围之中。因此,工业文明作为一种以人为中心、轻视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形态,不可能解决人与自然关系失衡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起,以全球气候变暖、土地沙漠化、森林退化、臭氧层破坏、资源枯竭、环境激素泛滥等为特征的生态危机突显,人类为了竞争性的增长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70年代初,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敲响了人类社会“增长极限”的警钟。人类社会的发展无法超越自然生态的约束,对此,恩格斯在19世纪就告诫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因此,只有建设新的文明形态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走出工业文明困境,探寻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努力开始在全球范围出现,特别是1992年联合国里约会议以及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推动了全球生态文明的探索。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构想,它在四个方面区别于工业文明:首先,在生产方式上,它追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传统GDP不再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志;其次,在生活方式上,它倡导生活的质量而不是简单需求的满足,反对过度消费;再次,在社会价值上,它的归宿点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而不是以人为世界的中心,自然被赋予道德地位;最后,在社会结构上,它努力实现更为高度的民主,强调社会正义并保障多样性。生态文明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崭新追求,它意味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结构的重要转变。

厦门经济特区成立25年来,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排头兵”、“窗口”和“试验田”,并在实践中探索走出了一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厦门坚持“生态立市、文明兴市,保护优先、科学发展”的基本方针,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社会创造条件奠定基础。25年来,长期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18.2%,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同时较好地解决了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物质积累与社会文化繁荣、短期飞跃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矛盾。这些年来,厦门市不仅获得了“中国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荣誉称号,而且还荣获了“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人居环境奖”和“联合国人居奖”等一系列称号。2005年10月,以测评总分第一的成绩名列首批“全国文明城市”的行列。厦门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断探索建设生态文明,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如果说中国经济特区在发展模式创新上各有特色的话,建设生态文明就是厦门模式的最大特征。

当代中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这里有历史的原因,也与我们传统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模式有关,特别是长期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使得生态环境保护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大多超额完成,但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指标没有完成,一些长期积累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产生,这已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制约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已经成为当前各级政府重中之重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顾和总结厦门发展道路与经验,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二 】

厦门经济特区成立25年来,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成功地探索了一条新的路子,厦门的主要做法可以概括为七个方面:

一是着眼于社会自然生态一体化,树立生态城市建设理念。厦门古称“鹭岛”,相传是因岛形似鹭而得名,人民以白鹭为吉祥鸟;厦门又称“嘉禾屿”,相传古时岛上土地肥沃,盛产五穗嘉禾,人民安居乐业。这些传说都充分反映了古人朴素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天人合一”的生态追求。设立经济特区后,历届厦门市委、市政府真正将环境保护摆上了议事日程,不断推进社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并结合厦门自身的文化特色及功能定位要求,逐步树立生态城市建设理念:突出“海在城中、城在海上”的自然特征,在着重进行城市形态建设及功能开发的基础上,构建支撑整个生态城市的土地利用模式及市域生态安全空间格局,逐步提高城市生态系统整体健康水平;加强城市社会服务功能及经济聚集功能开发,充分发展城市循环经济及生态产业,激发城市生态系统的整体活力及培育城市强劲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弘扬厦门历史文化渊源,加强人文环境建设,提高城市生态及文化品位,形成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人居环境优美、居民安定祥和的生态文化氛围;启动数字化生态城市管理系统,加强生态城市保障设施建设,建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经济高效、生态文明、环境优美、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健康、安全、社会永续发展、适宜创业及生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品位海湾型生态城市。

二是坚持以制度保障为先,积极构建生态城市治理结构。1994年市人大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授权获得地方立法权,第一个颁布的地方性法规就是《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随着厦门城市建设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任务不断加重。为此,市人大常委会先后修订通过了新的《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出台了《厦门市沙、石、土资源管理规定》、《厦门市大屿岛白鹭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厦门市城市绿化条例》、《厦门市海域使用管理规定》、《厦门市筼筜湖区管理办法》、《厦门市风景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厦门市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厦门市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厦门经济特区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规定》、《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决定》等20多个地方性法规或法规性文件,为厦门生态城市建设提供了相应法制依据和保障。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逐步形成了具有厦门特色的生态治理结构。各级政府的环境质量责任制不断得到强化,设立了环境保护基金,各级环保部门被要求组织专家和公民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加强环保法律、政策和技术咨询服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执法检查等手段,监督作用充分得到体现;全市设立了生态建设投诉中心和公众举报电话,实行有奖举报制度,市民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不断得到扩大,促进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城市建设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三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生态经济。长期以来,厦门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发展与保护并重、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原则,以建设海湾型生态城市,全面提升和改善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以“发展循环经济、生态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切入点,把环境保护与区划调整、产业布局调整、经济结构优化、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等工作结合起来。厦门创新招商模式,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注意引进高科技、高效益、低污染、低消耗的项目,同时实行产业与行业集聚,延伸产业链条,全市形成了分工明确的14个工业区,使厦门在新型工业化的平台上迅速发展。高新区的招商已从“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成功转到“科学招商,理性引资”上来。目前,新项目落户厦门火炬高新区,须过七道门槛:产业方向、科技含量、投入强度、产出效益、环境影响、就业机会、资源消耗。按照该区的产业规划,入区企业均为光电、电子信息、电工、软件、生物医药等方面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企业,这既保证了高新技术、高产出,又能做到节约土地、低能耗。2005年,厦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产值达1214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0%,对厦门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日益显著。同时,注重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厦门市成立了循环经济领导小组,而且立法予以保障。在废物资源化、水的梯级利用,生态型农业、清洁生产等方面树立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典型示范,从实践经验中逐渐探索出“政府引导、市场推动、法律规范、政策扶持、科技支撑、公众参与”的循环经济运行机制,不仅有企业清洁生产为核心的“小循环”,而且有企业间“静脉产业”与“动脉产业”相链接的“中循环”,还有包括产业体系、人文生态和社会消费的循环型社会雏形的“大循环”。

四是注重节约资源,通过资源集约化利用来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近年来,厦门坚持不懈通过资源集约化利用来消除资源瓶颈,挖掘城市发展内在潜力。一方面,以降低工业能源、交通能源、建筑能源等“三项能源”成本为重点,大力开展节能工作。在全市开展企业合同能源管理工作,对企业节能技术改造予以扶持。2005年,共有24家超用能企业实施了35项节能技改项目,年节电量达4000多万度。同时,将节能工作与市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如推广LED新型节能电光源、安装电器待机开关、温控开关、节能墙体材料、节能门窗等,有效降低了城市发展能耗。另一方面,优化配置的水资源供给体系和完善有效的水环境保护体系,特别是引进和研发经济适用型水循环利用新技术,降低企业用水成本。如采用膜处理技术、生态型零排放技术,使得企业水回用成本低于自来水成本,提高企业循环利用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目前全市万元GDP能耗为0.66吨标准煤、耗电859.6千瓦时、耗水27吨,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有效缓解了资源供需矛盾。再一方面,着力以提高土地节约和集约利用水平来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厦门陆地总面积1565平方公里,山地面积多,人口密度大。与所有沿海发达城市一样,厦门在发展中同样遇到土地资源稀缺的问题。厦门市采取切实措施防止粗放型用地行为,全市已开发建成工业区41平方公里,平均投资密度达21亿元/平方公里,实现工业产值42亿元/平方公里。2004年,厦门实现建成区每平方公里创造GDP4.96亿元的实绩。

五是自觉进行生态修复,实现生态与人居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代际平等,绝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厦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自觉进行生态修复,以保持生态环境与人居环境的自然平衡。厦门筼筜湖原为天然海湾,随着城市发展而成为城市内湖,是厦门“海在城中、城在海上”的重要环境标志。由于围海造田以及长期忽视环境保护等历史原因,筼筜湖水污染退化,严重影响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在上个世纪80年代,市委、市政府即高度重视,制定了综合环境修复方案和总体目标。1984年至今分三个阶段综合整治,并将治湖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总计投入资金近5亿元,重现了筼筜湖鱼虾嬉戏、白鹭云集的自然生态景观,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当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发生矛盾时,厦门不惜牺牲经济效益而确保生态效益。厦门西海域曾经是厦门重要的水产养殖基地,但在取得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造成海域污染、航道淤积等问题。从2002年起厦门市投入2.3亿多元,开展西海域禁止水产养殖综合整治工作,整治面积约70.84平方公里。海域内共有网箱养殖55154箱、浅海吊养4595亩、滩涂养殖23145亩,基本实现了退出西海域水产养殖设施,调整用海结构的目标。同时,针对解放初期修建厦门海堤造成海流不畅、滩涂淤积等问题,从2004年开始,厦门市又投入5000多万元,对厦门大桥东侧2.68平方公里海域滩涂实施清淤;目前,投资3.6亿元的马銮湾海堤开口改造工程和马銮湾清淤护岸工程前期工作也已完成。该工程实施后将增加西海域纳潮量3400万立方米,真正恢复海洋活力,提高海水自净功能。2006年,厦门市正着手开展东部海域整治工程,在退出同安湾海域的水产养殖后,实施大规模的清淤整治,增加东海域的纳潮量,改善东部海域的生态环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高度评价厦门的海域生态修复工作,并将之作为东亚海域污染防治管理示范区的示范工程,在全球推广示范。

六是主动开展区域综合整治,勇于承担生态共同责任。生态环境问题具有显著的跨区域性,需要跨地区的合作。近年来,厦门积极介入生态区域综合整治,并将之作为经济率先发展地区的使命与责任。九龙江流经福建龙岩、漳州、厦门三市,是三市人民重要的供水源。厦门市突出水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两个重点,不惜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积极探索水源开发与九龙江跨区域治理。在较好完成九龙江流域(厦门段)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阶段任务的同时,厦门市提出成立九龙江管理委员会、组建九龙江北溪供水运营股份有限公司,“以水养水、以水护水”,强化对流域水资源的宏观调控,合理、高效、可持续地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厦门市每年还拿出1000万元资金支持龙岩和漳州两市的九龙江流域综合整治。通过建立城市联盟,进一步控制和防治流域畜禽养殖污染;加强对上游地区的技术支持,推广种养结合的生态零排放技术;引进龙头企业,联合流域内的养殖户,通过建立联合体,统一生产无公害、准有机和有机猪肉产品,共同提高养殖户的市场竞争力,实现区域生态与经济合作“多赢”。目前,在漳州与厦门的交接断面——厦门引水工程的取水口,水质是福建省所有交接断面中最好的。

七是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公众参与群众性的生态文明创建活动。近年来,厦门注重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始终坚持以弘扬生态文明为着眼点,以推动公众参与为抓手,以绿色创建为突破口,环保、宣传、教育、新闻等部门在生态文明创建方面密切沟通、形成合力,大力开展生态道德的全民教育,提高全体公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生态道德素质。积极推动“绿色学校”和“绿色社区”创建工作。各“绿色学校”把生态教育作为提高学生素养和改进校园环境管理的切入点,不仅提高了师生的环境素养,而且通过“小手牵大手”活动,带动了家庭、辐射了社区、推动了全民更广泛地参与保护环境的行动,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益。目前,全市已建立了5个环境教育基地和1所国家级、7所省级和49所市级“绿色学校”。厦门市历年来对环保非政府组织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支持,并充分发挥和挖掘环保民间组织的作用,形成政府引导、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发展局面。目前厦门市共有民间环保组织13个,他们组织环保宣传,监督环境执法,参与政策建议,维护公民环境权益,成为厦门环境保护的一支重要力量。由非政府组织发起的“鹭岛关爱日”活动,倡导“绿色生活行动、让环保进入我们的生活”理念,动员市民用实际行动建设和美化大家共同的家园,这已成为厦门市民热衷参与、关爱环境的一个重要节日。

【 三 】

建设生态文明是文明形态整体转型与文明内涵的全面升华,这是一项全新的探索。从厦门的实践与经验来看,它的建立与完善,是一项系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工程,因此,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一个城市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部署,尤其是纳入城市创新体系,通过其三个子系统:文化创新系统、制度创新系统、科技创新系统的整体协同,以创新为动力来不断推进和发展生态文明。

文化创新系统。生态文明意味着人类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的重大转变,在世界观上,生态文明需要超越机械论,树立有机论;在价值观上,需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重建人与自然的价值平衡;在发展观上,需要超越“不增长就死亡”的狭隘增长主义,建立“质量重于数量”的人口、资源、环境共同可持续的整体发展主义。建设生态文明就必须以文化创新为先导,建构人地和谐发展理论为核心的生态文化,并使之广泛渗透到社会经济、科技、法律、政治以及伦理等领域,为经济社会的生态化发展提供智力与精神支持。建设文化创新系统,一是需要整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着力研究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具有重大理论性、前瞻性的问题,通过理论创新来破解生态与发展困境。二是要加强生态道德建设,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道德意识,树立尊重自然、热爱生命、勤俭节约、人际和谐的生态社会观、道德观、价值观,形成适应生态要求的执政方式、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三是正确处理好深入挖掘传统生态精神资源与实现生态文化创新的关系。中华文化传统中有着丰富的生态伦理资源,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合”的和谐理念不仅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在发展,而且已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体现在乡规民约的日常实践之中。所以,建设生态文化,绝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而是要注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重对传统文化精华的辩证吸收,在借鉴西方生态文化优秀成果的过程中找到创新的结合点,才能真正动员社会。

制度创新系统。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产生固然有公众行为方式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来自制度层面,建设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是关键。一方面,要建立生态战略规划制度。生态环境问题具有整体性,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是相连相通的,任何一个局部系统的破坏,都有可能影响全局。从区域的尺度来考量,任何一座城市也无法在生态环境破坏的全局中独善其身。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长期性,许多生态环境问题一旦形成,想要解决它就要在时间和经济上付出高昂代价。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可逆性告诉我们,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有其一定限度,一旦超过其自身修复的“阈值”,往往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因此,必须从制度上来解决生态环境的整体性、长期性与不可逆性问题。通过建立生态战略规划制度,着眼于长期而不是短期的发展,当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发生矛盾时,优先选择生态利益,真正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纳入到国民经济与宏观决策中来,依据长远生态目标来规划发展步骤、发展速度、发展结构、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确立新的以绿色GDP为指标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着眼于“善治”,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安排。联合国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会议,总结里约会议以来1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实践的进展情况,认为只有通过“善治”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善治要求多主体的参与、更公平的法制环境、更面向市场的政策工具。因此,要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在生态环境治理上实现更加充分的民主,不仅明确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义务,还应保障基层社区、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主体的参与权利;完善生态立法,建立社会公平为核心的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实现生态社会共同责任的履行和生态利益的共享;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运用好行政与市场手段,通过政策工具的灵活调控来应对生态风险的不确定性,降低社会成本。

科技创新系统。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包括对科学技术不当利用的批判,但是,建设生态文明绝不是向古典浪漫主义的回归,更不能回避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始终要坚持“以人为本”,重视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不断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坚持科学的态度,以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科学布局和高新技术手段的研发运用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促进可持续发展。要依靠科技进步,通过新能源、新材料的推广运用、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推行清洁生产和ISO14000系列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各种手段,建设生态农业,推进工业生态化,发展生态型第三产业,确保资源的再生速度大于资源的耗竭速度,生态压力不超过生态承载力,全面提高生态风险抵御能力,促进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建立科技创新系统要特别重视企业主体的自主创新行为,鼓励企业加大生态技术的研发力度,使企业真正成为生态科技创新的先锋与主力军。

(本文原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4期,作者系中共厦门市委原副书记,现任厦门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厦门大学兼职教授,“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课题组组长)

文章录入:ahaoxie    责任编辑:ahao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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