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生态”

 

 

 

 

生态文明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挂在嘴上，被越来越多的机构写在文件中，这无疑是件好事。然而，“文明”一词在汉语中事实上对应于多重概念，如一个衣冠不整、言辞粗鄙的人可能会被视为不文明或没文化。经常与“文明”混用的“文化”则更泛滥，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之类尤其发达。这个意义上的文明指的是社会生活的某一个侧面，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

 

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所说的文明，指的是社会生活的整体。观察角度不同，划分文明的准则各异。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有人识别出采集狩猎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有人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两类角度的隐含前提是：各个文明是随着时间演进而更替的。

 

也有人不认同这个隐含前提，如亨廷顿就从宗教的角度将文明识别为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和其他一些较小的文明。以笔者有限的阅读，其始作俑者似乎是汤因比。他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和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在成熟的文明中，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等6个直接诞生于原始社会，是第一代文明；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庭、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等15个则由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

 

在汤因比看来，文明社会最多超不过三代，时间不过刚刚超过6000年，与至少已有30万年的人类历史相比，文明的存在不过一瞬间。所以，在他心中，所有文明社会都是同时代的。需要关注的是导致各个文明成、驻、坏、空的共性因素。

 

如果从社会整体的意义上来理解，从历史尺度来理解，生态文明与已有的各文明是什么关系？

 

 

 

生态文明的提出，源于人们切身感受到的生态危机。从能源角度，人们发现推动工商文明的石油已经不可无限采掘，而人类对石油的需索却持续增长，至今看不到尽头。从水资源的角度，资源性缺水与水质性缺水日益蔓延。从耕地的角度，耕地减少、表土流失正未有穷期，而人口却在持续增长。从大气的角度，全球变暖已被证实，异常天气日渐频繁，而温室气体浓度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

 

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物种灭绝速度之快、之无法遏制，几近令人绝望。1979年，中国宣布白鱀豚为濒危物种。1983年，立法保护白鱀豚，1986年剩余300头，1990年剩余200头，1997年只发现23头，1998年只发现7头，2006年由30多名中外科学家组成的长江白鱀豚科考调查小组历时26天，调查了从宜昌至上海1700多公里的江段，也未能发现一头白鱀豚。2007年8月8日，白鱀豚被中外有关研究机构宣布为功能性灭绝。受到立法保护的大型物种尚且如此，无数小型物种可想而知。

 

这一切迫使人们思考：从历史尺度看，生态危机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危机？

 

政府间气候委员会（IPCC）的第四次报告，提供了过去65万年以来温室气体浓度变化的数据（见图一）。观察这些数据时，请记住，人类文明史不过六七千年。按主流的潜意识，其中只有工商文明被视为“文明”，而其他的则被视为“落后”或“野蛮”。而工商文明不过数百年的历史，它在全球的大扩张，不过一百来年。

 

数据显示，在过去65万年中，温室气体浓度的波动始终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告诉我们，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大自然形成了某种维持平衡的负反馈机制，正是这种稳定性使生态圈成为人类与文明的摇篮。

 

在进入文明史后很长时间内，温室气体浓度依然在这种稳定机制的控制下波动。然而，从20世纪初开始，温室气体浓度急剧上升，并明显突破了65万年来一直维持的上限。这意味着，存在了至少65万年的稳定机制在短短100年内就被打破了。而稳定机制被破坏的逻辑后果是：整个系统瓦解！

 

前面我们曾列举不同学者讨论过的五花八门的文明，尽管那些学者们视角各异、见解相左，却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人类能否持续生存下去不是个问题。而今，人类的持续生存成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假装这个问题不存在，驾轻车走熟路，继续演绎争雄称霸、合纵连横、一统江湖、赢家通吃的“文明戏”，显然轻松而愉快。而如果正视这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却会发现，自己面对一个前景莫测的颠覆性的工作——反思整个人类文明史，而这反思的基础与立足点又是什么？

 

 

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讨论文明时，对准的是一些存在或存在过的社会。恰如画家画一座山，由于画种不同，可以画出水墨画、油画、浮世绘。同一画种，不同的画师，亦画得各有千秋，且为此相互褒贬。然而，那里存在一座可画之山，却是共同的前提。

 

生态文明至少在目前并不存在，这为我们理解生态文明带来了困难，同时也带来了自由度，所谓“画人容易画鬼难”是也！然而容易与风险并存，笔者看到的所有“鬼画”，不过是些难看的人形；如果马也能画画，它笔下的上帝，十之八九是长脸。所以“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由此，对生态文明而言，我们面对的难题不是写实，而是设计——思考一个尚不存在的文明，探索其基本理念与机制。机械设计的基础是物理学，为思考生态文明，我们不得不先回到生态学。

 

记得笔者是1983年左右第一次正面接触生态学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Eugene P.Odum《生态学基础》的中译本。我带着生物学的思维框架来读这本超过600页的大书，而此书却展示出完全不同层次的思维方式，当时给我的震撼至今难忘。

 

其一，它不满足于对系统各部分及其功能的描述，而是着眼于各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并由这相互作用来解释系统的整体行为。从这个视角，各子系统是如何组成的、是如何实现其功能的，只是第二层次的问题。而各子系统间的相互关系才是第一层次的问题。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系统，只要它们内部各子系统间的相互关系类似，就会有相似的整体行为。于是同一个微分方程组，既可以描述电磁振荡，又可以描述化学震荡，还可以描述种群波动。这3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其核心机理却别无二致。而如果只埋头于各子系统的内部构造和功能解释，无论向前探索多深、测量多精确，永远不可能理解系统的整体行为。

 

其二，一个生态系统内部，各部分间的相互作用可分为两大类：正反馈和负反馈。正反馈使系统的变化日积月累，渐次放大；而负反馈则遏制系统的变化，维持原有的平衡。如一片荒芜的山坡，在适当的阳光、水分条件下，生成了各种微生物、地衣、苔藓，在此基础上，又生出了草本植物；植物的增加，促进了昆虫的增加；它们的共同作用，使土壤增厚、增肥，为灌木的生长创造了条件；此后又长出了乔木。这就是正反馈推动群落演替的一个简化的例子。而在一片原始森林里，物种之间形成了复杂的相生相克关系，如果某一物种异常增多，导致以之为食的各物种随之增加，最终又将遏制其增长。这就是负反馈维持顶级群落稳定的简化例子。

 

其三，生态系统的生存依赖于能量、水、土地、大气等外部资源，而这外部资源是有限的。生态系统的生存依赖于氧、碳、氢、氮、磷、硫、钙、镁、钾等物质的循环。一旦种群的扩张逼近这资源容量的边界或危及这物质循环，它往往走向衰落乃至崩溃。那些能够持续生存下去的种群，往往形成顶级群落，它充分发展物种间的相互依赖，将对外部资源的消耗和对外部环境的干扰降至最低，同时靠强大的负反馈机制维持这种宝贵的平衡。

 

从生态学为我们提供的这3个视角，观察迄今为止我们创造过的文明，或许能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如果能够存在，它建立在哪些理念与机制上。

 

 

只有整个群落良性生存，各物种才有生存的可能。“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这个意义上，整体重于个体。然而，当今的主流文明推崇的是：个体主义、张扬个性、自我实现。个人为了一己之私可以不择手段；利益集团为了一己之私可以无视道德；国家更可以为所欲为，遭到质疑时还可以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家无答责”。

 

所谓“科学”，则被约化为对一个个孤立体的研究。以经济学为例，在卢梭的眼里，经济是“为了公共的善而施行的智慧而正当的统治”，这其实就是我们古人说的“经世济民”；当它披上科学的外衣后，却被约化为资源配置问题——如何配置资源能实现利润极大化，即一个为资本拥有者服务的问题。这种服务于局部私利的学问居然成了各国治国的理论基础。

 

与这种“科学”共生的则是“斗争哲学”，其根源在于精英集团肆无忌惮地聚敛，最终导致普罗大众宁可“予与汝皆亡”。

 

这种有个体无整体的价值观必然导致个体间的争斗愈演愈烈，最终破坏整体的生存。在人类与生物圈的关系上，它表现为人类无所顾忌地毁灭其他物种的生存条件，最终毁灭自己的生存环境。

 

“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将维护整体生存的责任推给上帝，在这样的价值标准下，生态文明何以立足？

 

 

达尔文在生物界中看到了竞争与演化的相关性，却忽视了物种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事实上，在生态圈里竞争与共生同时存在。相比之下，共生对生态圈的持续稳定更为重要。

 

然而达尔文对物竞天择的推崇符合资本主义的需要，用它可以将美洲土著的灭绝、非洲黑人的奴化、中国的鸦片战争等责任都推到“天”的身上。而那些屠夫、奴隶主、毒贩子却成了“天”的使者，在那里替天行道。于是物竞天择成了“科学”的权威命题。

 

这样的价值观放到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上就成了疯狂地掠夺。煤炭、石油、土地、森林……无不成为掠夺的对象，即使因濒临灭绝而受到国际保护的鲸类，也难逃被捕杀的命运，还美其名曰“科学研究”。

 

一个以竞争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单向支配关系必然是社会关系的主体。单向支配关系导致等级制，导致高等级者对低等级者的控制、支配与奴役，使谄上骄下成为基本的处世准则。在这样的社会中，上位者的利益高于下位者，为了上位者牺牲下位者理所当然。在生物圈中，人类的利益高于其他物种，为了人类牺牲其他物种理所当然。结果导致物种大灭绝，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最终危及生物圈的稳定。

 

事实上，工商文明造成的分工深化使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已经成为现实，人们的生产极少有直接用于自己消费的，相互依存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然而，这种关系被置于单向支配关系之下，导致少数人盘剥多数人。只要这个现实没改变，对支配地位的追逐就永远是最高层次的社会追求，社会就永远不可能和谐，人类就永远不可能善待自然。

 

只要物竞天择还站在“科学”、“权威”的位置上，相互依存最多只能生存于“伦理”领域。而“伦理”相对于“科学”的弱势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态文明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几乎看不到人类社会习以为常的“集中”现象：人口向巨型城市集中，财富向顶尖富豪集中，权力向一把手集中，土地向地产商集中，军事力量向超级大国集中，生产能力和市场份额向跨国公司集中……相反，各物种分布在各自的生态龛中，不存在一种权力中心控制整个生态圈。生态圈的稳定是无所不在的负反馈机制完成的，而这负反馈机制建立在物种间相生相克的关系之上。

 

“集中”现象在人类社会中如此醒目，根源何在，值得深思。经济学家们的解释是“效率”。例如：经济学家们对产业规模政策的建议就是抓大放小、集中资源做大做强龙头企业。这一政策倾向的依据是效率与竞争。而统计数据却告诉我们，越是大企业，其资源利用效率越低，单位资本提供的产出和就业机会越少。

 

事实上，与“集中”相关的是“垄断”，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竞争”——控制了大部分资源，再辅以行政权力，当然无往而不胜。这种竞争优势的宏观效果必然是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而让多数国民就业的中小企业则日渐艰难，多数国民的购买力相对于社会生产能力日渐萎缩，最终危及经济循环的持续。

 

这一过程不仅发生于人类社会内部，人类在生态圈里干着同样的事。大禹治水，遵循“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徳用不扰”的准则，人类与其他物种分享着大地。被视为水利工程奇迹的都江堰，其实是一个对江水的两级滤波系统。它正常工作的前提是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明显小于水资源总量，同时人类主要生活在内江流域，外江流域则留给其他物种生存。在干旱之时，60%的水资源也足以保障成都平原的用水，而多余的水则通过外江排走。由此，内江流域的稳定供给以外江流域的旱涝波动为代价。换言之，人类主要生活在由内江保障的区域内，而外江流域则人烟稀少，主要起着生态功能区的作用。

 

而今人们急切地希望保护都江堰，但是否关心过都江堰发挥正常功能的前提条件是否存在？外江流域已经人满为患，同时成都平原已经面临水荒。人类已经将土地和水资源高度集中在自己手中。无论有多少理由为此辩护，站在生态系统的角度，它严重危及了系统的稳定，并使人类几无回旋余地。

 

对“集中”的偏好源于竞争。一个社会，只要竞争仍扮演主导角色，对“集中”的偏好就会持续下去，而“集中”造成的整体后果将会积累起来，生态文明就无从谈起。

 

 

“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这是人们对理想社会的主流期待，然而有限的生态容量和难填的欲壑注定了这是一个地道的乌托邦。

 

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基础上的现代工商文明，以激励、制造、满足各种非分的需求为原动力。在这动力的驱策下，欲壑难填的人类已将生物圈搞得百孔千疮，人类社会自身则陷入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几无弥合可能的仇恨与分裂之中，两次世界大战和数不清的局部战争、非常规战争，一直伴随我们，至今看不到尽头。而这一切背后的原动力，无非是物欲。经济理性就这样通过放纵物欲将人类引向黑洞。

 

从各大文明的早期开始，就有人在思考整个种群的命运。这种思考导致对物欲的反思，这欲望来自动物本能，而放纵这欲望却会导致整个种群的灾难。于是老子在《道德经》中告诫人们：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其实，包括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内的各大宗教，均将克制物欲作为其价值标准的基点，这恐怕不是巧合，这是获得反思能力的人们对人类集体生存经验的总结。

 

然而，在整个种群的行为中却看不到这种反思的影响。人们将老子、释迦牟尼、耶稣、默罕默德称为圣人，将他们期望的社会状态称为来世。在现实社会中，物欲成了最强大的动力。它推动人们去创造工具、攫取资源、占领市场、发动战争。这一过程导致少数人凌驾于公众之上，而人类则凌驾于生物圈之上。

 

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起步伴随着宗教改革，它的胜利导致“上帝死了”（尼采语），学者们将这一过程称为“祛魅”（disenchantment）。结果精神追求被视为非迂即伪，而沉溺于物欲反而被视为“理性”而获得尊重。连吸毒这类行为都能得到学者的辩护，称其为“个人的选择权”。

 

放纵物欲的社会，必然不顾一切地冲向生态容量的底线。这样的社会没有资格谈论什么生态文明。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可能存在一个生态文明，它的基本理念与当今我们生存于其中的文明正好相悖，甚至与历来存在过的各种文明相悖。

 

这不是偶然的。主流观点认为，人类最早出现在非洲，10多万年前，扩展到欧洲和亚洲；4万～6万年前在澳大利亚出现；约1.5万～2万年前进入美洲；大约一千年前最远到达太平洋地区。以图一的时间尺度看，人类这个物种在地球上扩张的速度是惊人的。恰如一个苹果，在那里放了很久，偶尔在表面某个角落出现了一块霉菌斑，一不留神就布满了整个表面。

 

这个物种一开始与其他物种没有质的区别，靠采集和狩猎生存，同时受到其他物种的制约，各民族的早期传说中，充满了对狼虫虎豹、瘴疠瘟疫的记忆。然而人类逐渐掌握了超越其他物种的能力，畜牧业与种植业使人类成了其他物种的主人，相生相克的关系逐渐向单向支配关系转化。与之同步，单向支配关系深深地印入了人类的意识深处。在生态圈中，战胜威胁人类的其他物种，成了英雄的主旋律。武松打虎的故事脍炙人口。在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斗巨狮、杀九头蛇、擒牝鹿、捕野猪、驱怪鸟、驯公牛牝马、捉恶狗，使他成为威名赫赫的英雄。

 

由此我们看到，摆脱相克关系、努力扩张是已有的人类文明史的主题。

 

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将这种扩张发挥到了极致。利润极大化原则一方面扩大产能，一方面降低成本，结果造成内部资源与需求的双不足。于是，向外寻求资源和市场成了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得以生存的基本前提。这就是所谓“全球化的内在动力”，正是它导致了无穷尽的战争。事实上，工商文明的发展几乎与战争同步：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商业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北方战争、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三次瓜分波兰、拿破仑战争、对法国大革命的武装干涉、美国独立战争、各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日俄战争、甲午战争、俄国的十月革命及随后的内战、中国延绵半个世纪的动荡与内战、日本侵华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冷战，直到如今的反恐战争。

 

上个世纪以来，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最迅速的时期。IPCC第四次报告的数据表明，这个时期全球平均温度迅速升高（见图二）。笔者在图二中标上了一些时间标志。可以看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冷战结束之后，是平均温度上升最快的时期；而冷战时期，温度上升明显减缓。前者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高速发展的时期，而后者则是它受到抑制的时期。由此可见，全球化与生态危机的相关性。

 

而今这种扩张已经走到了自己的边界，资本主义工商文明这个所有扩张型文明中的最强势者，已经将所有潜在的扩张空间填满，其无休止的扩张本能已经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

 

而今人类已经将自己从众多物种相生相克的生物圈中拔了出来，拥有了我们祖先心目中的上帝才有的力量，但人类具有“上帝为大家”的襟怀吗？

 

由此，生态文明不是项目问题、技术问题、资金问题、政策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是灵魂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与之相比，历史上无数被称为革命的宏大事件，不过是轮回中的一个环节。

 

生态文明能否存在，取决于人类能否完成这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