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文明的制度维度

　　如何理解和把握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近年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探索的共同缺陷是只注重对生态文明的价值维度的考察，不注重对生态文明的制度维度的探讨，其结果是生态文明往往被归结为一种新的价值观，无法有效地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一

　　对于生态文明理论基础的探讨，较早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学术界，其主要特点是拘泥于哲学—价值观的视角，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解决办法，并由此形成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生态中心论强调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由此侧重于从生态本体论、生态方法论和生态价值论三个方面对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和内涵展开论述。从生态本体论的视角看，就是要求实现扬弃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机械自然观，确立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从生态方法论的视角看，就是要求放弃自笛卡儿、牛顿以来的还原论思维方法，确立以生态科学为基础的整体性生态思维方法；从生态价值论的视角看，就是要求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观价值论，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生态价值观。与生态中心论相反，现代人类中心论强调，生态运动只有以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中心才会有内在的动力，因此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本身并不存在问题，仅仅需要用以“理性偏好”为基础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代替以“感性偏好”为基础的“强式”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危机就会得到缓解和最终解决。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着区别，但是其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却是共同的。从其思维方式上看，它们都仅仅拘泥于从哲学价值观的视角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从其价值取向上看，它们都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因为从当代人类生态危机的本质看，它反映的实际上是在存在着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条件下，由于全球自然资源在不同国家、地区和人群之间的不公平分配和占有，从而形成的人和人之间利益的矛盾、冲突和危机。生态危机表现的不过是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中介的人和人关系的危机。而无论从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历史看，还是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掠夺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当代生态危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意味着虽然哲学价值观的变革对于缓解当代生态危机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仅仅拘泥于从哲学价值观的视角探讨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而且在客观上模糊了当代生态危机的本质以及西方国家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只能形成西方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要使生态文明真正规范人类的实践行为，制定切实可行的关于环境管理和环境治理的环境政策，实现环境资源公正合理地使用，就必须扬弃西方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把调适人和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制度维度作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二

　　把调适人和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制度维度作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既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扬弃，同时也是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必然结果。西方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根本失误在于它只关注到了调适人和自然关系的价值维度，“忽视了社会同自然—物理环境之间的联系”（福斯特语），看不到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其结果是必然找不到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之路，最后甚至陷入到“生态法西斯主义”的误区之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要求我们在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时必须坚持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把解决和调适好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作为解决人和自然关系的基础和前提，从而实现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制度维度之所以应该成为生态文明的基础，原因在于，首先，哲学价值观的变革只能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方式下，强化或者缓解生态危机，它既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合理调适不同国家、地区和群体对于全球自然资源的公正分配和使用，使全球自然资源的使用真正满足人类的基本生活需要，而不是用于追求特殊利益以及追求和生存无关的物质享乐，实现环境正义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意味着生态文明应该成为规范人们分配和使用自然资源，享受权利和承担责任、义务的理论基础。而这一切只能通过生态文明的制度维度才能实现。其次，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人类对工业文明消极后果进行反思、超越的结果，是人类力图摆脱发展性危机，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理性自觉。因此，生态文明在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发展观。作为发展观的生态文明，既应该基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全球层面指导人类的发展，同时也应该基于地区层面指导不同民族国家的发展。最后，生态文明的最终归宿是要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共同和谐发展，这就要求着重处理好如下三重关系：一是要处理好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二是要处理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三是要处理好社会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工业文明的缺陷在于只注重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较少考虑经济增长耗费的自然资源代价，并把经济增长同人的发展等同起来，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生态问题和社会矛盾。从生态文明所追求的最终归宿和着重要解决的三重关系看，其核心就在于要处理好人和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因为人和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不仅直接决定了社会如何进行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而且也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目的以及人们将如何处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人和人之间不合理的物质利益关系，会导致社会生产目的偏离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和“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因此，处理好人和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生态文明得以建立的关键。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文明的研究和论述主要还是停留在借鉴或认同西方生态中心论或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和理论结论上，对生态文明的制度维度的研究重视还不够，因此，在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中探讨较多的是“以生态为本位还是以人类为本位”、“消费主义价值观批判”和“科学技术批判”等问题。在笔者看来，上述问题的探讨对于增强人们的生态意识，反思人们实践行为的后果具有积极作用。但是脱离制度维度抽象地探讨上述问题，既无法摆脱西方中心论的霸权话语，也只能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重视对生态文明制度维度的研究和探讨，是我们深化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