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可持续性与生态文明：对青岛、承德和苏州的比较
【内容摘要】基于对"中国城市可持续性"概念的明确界定，本文对我国三个可持续性程度较高或潜能较大的城市即青岛、承德和苏州做了实地考察基础上的实例分析。这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现状不仅代表了我国城市经过近现代化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工业化与城市扩展后所达到的物质繁荣高度，也体现着我国城市发展进入经济现代化中后期以后所面临的可持续性挑战与机遇，即如何保持那些值得传承延续的城市元素尤其是自然、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并抵御工业现代化进程的经济化、商业化、均质化特性所带来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压力，从而成为未来生态文明创新的引领者和推动者。
【关 键 词】城市可持续性 生态文明 青岛 承德 苏州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亲历者和受益者，包括笔者在内的生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人们，对于现代化发展中的城市怀有一种多少有些矛盾的复杂心态。少年时普遍性的经济贫困和物质匮乏，让我们很容易把城市等同为物质富裕和生活舒适的代名词，并且很难拒绝那些灯红酒绿般的都市诱惑。就此而言，我们这代人恐怕注定要成为以物质消费为荣和追逐物质消费的一代。但与此同时，我们的脑海与心灵中还深深地镌刻着关于乡村田园风光与古典城市生活的并不太遥远的记忆，而这又让我们在迈向一个现代城市消费社会的过程中多了一些心理踌躇和理性反思精神。可以说，这种内源性的可持续关切或意识，构成了本文讨论中国城市可持续性议题的重要出发点与前提。
一、中国城市可持续性：背景、语境及其概念界定
即使从20世纪70年代末算起，我们也可以较为肯定地说，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总体进程已经进入一个属于中后期的发展阶段。①对于我国的东部沿海省区而言尤其如此。许多城市已经具备了某些后工业化时代的特征。相应地，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正在进入一个高峰时期：无论就城市的总体数量和个体规模、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还是城市的经济社会影响来说都是如此。截至2006年底，中国共有661个城市，其中地级及其以上城市287个，人口（不含市辖县）为3.68亿；经济GDP总量（不含市辖县）超过1000亿和2000亿人民币的城市分别为30个和12个；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结构比重分别为2.4%∶50.9%∶46.7%。②不仅如此，考虑到农村人口转移、城市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城市环境整治与功能改善、国际经济贸易竞争等促动性因素，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中国将会出现更多的城市、更大规模的城市和经济社会影响更加重要的城市（群/带）或都市圈。
城市可持续性或可持续城市更多是一个后现代意义上的概念。在笔者看来，它有两个基本的判定尺度或界定：其一，它是一个城市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与自然诸元素之间的某种形式的理想性结合；其二，它是一个城市抵御或超越工业现代化冲击与局限的发展及其能力。客观而言，一个城市的可持续性或可持续发展并不完全是一种自主自由的选择，但是，当代城市日益意识到发展可持续性的重要性也是一个事实。
对于目前的中国城市而言，我们正处在一个“改天换地”的变革时代，但也许正因为这样，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如何保持那些值得传承延续的元素——尤其是自然、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抵御工业现代化进程的经济化、商业化、均质化特性（与传统现代性相关）所带来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压力。这当然不是说，经济现代化不会创造任何值得传承的东西，而是说，依然身处现代化进程背景中的我们对于其经济单向度和反生态性质不仅很难突破，有时还难以拒绝。因而，中国城市可持续性已成为一个我们必须严肃面对的议题。
二、对青岛、承德和苏州的个例分析
从研究方法论上说，确定或探讨中国城市可持续性的一个简易方法是类比或借鉴欧美国家的历史经验，更具体地说，本文是笔者对英国城市可持续性已做分析的一种延伸或拓展。在个例选择上，笔者选取的是青岛、承德和苏州三个中国东部城市。这些城市无疑都属于我国当代城市中可持续性程度最高或潜能最大的行列。⑨基于此，笔者将着力考察与分析三个问题：这些城市中的哪些元素是更应该或值得传承持续的？为了使这些元素得以持续，这些城市的发展战略与策略应做如何调整？这些新的城市发展战略与策略对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的意蕴是什么？
1．青岛
从城市可持续性的视角看，青岛的构成元素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自然天成的海湾。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上分布着大小不一的细沙海滩（接连有多达6个海水浴场），同时点缀以各具形状的紫红色礁石，一切都显得美丽怡人而又浑然天成。就像英国巴斯的温泉与美国大湖区的尼亚加拉瀑布一样，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种恩赐。对此，近水楼台的青岛人当然有充足的理由感到自豪，但也应意识到担负着的守护责任。
二是欧式风格的建筑群。我们也许有无数的理由痛斥甚至憎恨那段屈辱的历史，但它的确为青岛（当然不只是青岛）留下一笔价值连城的建筑财富，而且已经内化为这个城市身躯与血液的一部分。据统计，在山东省300余处著名历史建筑中，青岛多达131处，其中基本均为西方建筑。笔者并非是说，欧式建筑风格一定就优于中式，而是说，这些建筑已经与青岛的海滨风景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已成为青岛魅力的一部分。
三是山东大学的人文文化底蕴。20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的山东大学作为全国性的学术文化中心，为青岛这个城市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有利于一个城市的全国与国际知名度的增高。现代大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作城市的精神聚集，因而对于一个国际化都市来说仍不可或缺。就当今的青岛而言，老山东大学的角色似乎依然无可替代。
四是现代工商业及其建筑。如今，产业结构的更新与提升已经使青岛发生了脱胎换骨式的变化，正在从一个传统工商业城市向一个金融服务业城市、旅游城市和大学城转变。就此而言，青岛可以说是一个实践“生态现代化”理念的模范城市。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初实施的市政府东迁所带动的东部新城区建设和最近规划实施的西部老城区濒湾开发计划，正在为青岛增添着更加浓郁的现代都市气息。
因而，青岛是一个不仅有着丰富的可持续性元素，而且已在某种程度上走在可持续发展之路上的城市。我们有理由相信，青岛海滨风景区会得到更细心的呵护和更谨慎的开发，青岛的城市总体布局会有更多的生态化成分与考量。但是，青岛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城市。一方面，青岛的总体发展依然处在经济现代化背景与语境的包围之中，这使得上述四方面的可持续性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更为关键的是，青岛城市可持续性的提升还没有真正建立在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上，而是更多依赖资源消耗型产业的转移。比如，青岛计划到2009年前淘汰所有的旧公交车，这对于青岛而言当然是件好事，但如果那些公交车卖给异地继续使用的话，并不会减少环境污染的总量。就此而言，青岛要想真正成为中国甚至世界城市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引领者，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2．承德
承德更像一个“前现代的”城市——既具有成为文化多元、生态宜居的小规模城市的潜质，但似乎也面临着即将到来的现代化开发的冲击与挑战。
从城市可持续性的视角看，承德具有如下四个核心性元素:
一是价值连城的世界级文化遗产，即当今世界最大规模的皇家园林之一的“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等皇家建筑群一起，“避暑山庄”不仅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皇家园林，也构成了一个依然较少受到现代化建筑影响的古典景观。其突出表现在，这些建筑还没有被现代化建筑包围与分割成为孤立的“景点”。就此而言，“避暑山庄”是这个城市最具有可持续性的元素。
二是相当丰富的水域与林地覆盖。以滦河为主的四大水系交错其间，使承德同时成为中国北方两个最大城市北京与天津的水源地。高达44%的森林覆盖率（城区内超过51%）则使承德成为北方城市中罕见的绿色城市之一。从生态可持续性的角度说，无论是淡水还是森林，不仅构成了承德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而且为其提供了从后现代化视角从事经济性开发的重要基础。与典型的工业城市相比，承德有着更为优越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自然恩赐。
三是通往塞北之路的地缘优势。从城市区位来讲，承德不仅是连接京津和蒙辽的交通枢纽，还是连接两种十分不同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的交汇点。比如，在承德市区的北方200多公里处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木兰围场”。即使不考虑其中的历史与文化因素，塞北大草原特有的自然风光(依托塞罕坝国家林场)完全可以成为旅游文化业发展的重要自然基础。而且，如果交通问题解决得好的话，人们现在普遍担心的季节性气候因素实际上并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至少可以大大延长参观的时间。
四是因河而建的部分现代建筑。穿城而过的武烈河给承德增添了不少的灵气，如今的人工改造也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在笔者看来，这里理应成为承德城市的中心，而新城区的进一步拓展与开发也必须紧紧围绕这一中心——不仅体现在城市总体规划上，还要体现在建筑设计与风格上。
但问题是，一方面，像绝大部分中国城市一样，承德很难摆脱目前主导性的现代化背景与语境。承德２００５年的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总量的51%（其他两个产业分别占18%和3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64.5%。换句话说，承德已经是一个严重依赖工业增长的城市。尤其应提及的是，承德已发现储量丰富的稀有金属资源和水泥灰岩等矿产资源，而其工业开发也很自然地成为承德未来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支撑点。
另一方面，上述的可持续性核心元素似乎成为承德过去一段时间发展中的劣势。比如，世界文化遗产避暑山庄的保护责任和京津水源地与后花园的定位，都使得该市难以实施长远城市规划与较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可以说，这是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双重性矛盾的典型体现：既想更多地保持具有可持续性的前现代城市元素，但又难以抵御经济现代化的物质魅力与诱惑。应该说，解决这一两难处境的根本出路并不只在于承德。承德所担负的责任不只是看护避暑山庄这一世界文化遗产，还是守护中华民族自然生态的北部边疆，因而，她理应得到特定的国家政策关照与支持，并尽快成为一个真正可持续的城市。
3．苏州
在普通中国人的记忆与印象中，苏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江南水乡、丝绸之都、历史文化名城和园林城市。但是，这种古典意义上的城市景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经受得住工业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从而提升为生态宜居的可持续城市，已成为一个人们广泛关注的话题。
依据笔者前文阐述的城市可持续性的判定尺度，即一个城市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达成的生态、社会与文化层面的某种理想性结合并延续其可持续性元素的能力，显然，苏州既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可持续城市，也很难说已经主动走向一种后现代意义上的持续性。问题在于苏州已经成为依赖工业的大规模城市。而这意味着，苏州正在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现代工商业城市（依靠工业生产与销售来实现大规模扩张）。尽管它在城市规划上采取了将科技工业园区与古城区分离的较先进形式，但几乎所有的现代工商业城市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扩展后都将进入转型或萎缩的阶段（这是笔者关于英国城市可持续性研究的主要结论。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苏州还远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城市。
正如前文指出的，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战略与环境基础上对其可持续性元素的合理有效利用。对于苏州而言，这些元素应当是异常明确的：一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园林建筑群，二是依托太湖和长江形成的城市水生态系统，三是相对优越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四是区域性的交通通讯与科技文化中心地位。可以说，苏州像青岛与承德一样有着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其自然人文景观资源像另外两个城市一样丰富。然而就总体而言，苏州的发展依然处在一个以工商业发展为主的初级阶段，因而很多可持续性元素还没有得到深度挖掘，更没有实现有效与合理的重组利用。
当然，工业化城市向可持续性城市的转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而笔者曾概括地认为：为了实现生态化的城市发展转型，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哲学文化基础（环境美学与道德），需要一种新的未来生存生活模式（儒学的现世性城乡或者佛学的超越性寺院），需要一种具有正义内涵的政治（生态正义、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需要一种促进变革的施动者，等等。
具体到苏州，有三个问题必须做出回答：一是如何更好地保护古典园林城市（而不仅仅是孤立的园林庭院）这一世界性遗产？笔者认为有一个基本性原则是，我们必须设法控制其中生存与生活的人口数量和经济活动的规模，而不仅仅满足于调整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二是如何创造与维持一个适当的人口规模？虽然很难准确计算苏州市的生态与社会负荷总量，但在笔者看来，古城区人口的适当分散化恐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三是东西新城与古城区如何实现角色分工与换位？老城区应该尽快真正退出工业功能与部分居住区功能，而强化其城市生态与旅游休闲功能；东西新城区则应该尽快由科技工业园区变成居民生活的集聚地。总之，无论从传统工业化发展还是从城市可持续性的视角来说，苏州都不应停留或满足于成为一个普通的工商业城市。因为她有着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即最先成为我国的一个生态可持续性城市。
三、比较性结论
尽管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实地考察和个例分析存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但我们可以回到并大致回答本文开篇所提出的三个问题：这些城市中的哪些元素是更应该或值得传承持续的？为了使这些元素得以持续，这些城市的发展战略与策略应做何调整？这些新的城市发展战略与策略对于我国进展中的城市化进程的意蕴是什么？我们的真正目标并不是要找到上述问题的具体而明确的答案，而是要寻找一种理解与界定这些问题的新的视角与方式。
对于第一个问题，无论是青岛还是承德或苏州，都已对其自身的可持续性元素有着比较明确而清醒的认识，至少已经较为充分地体现在城市发展定位与对外宣传战略的层面上。城市生态的多样性与稳定性、城市人文精神与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塑造、城市社会与经济的制度和生产组织特色，都已被明确作为这些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契机和窗口。相比之下，已经基本实现城市布局扩张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的青岛和苏州，有着更为强烈的后现代或可持续城市发展意识。就此而言，这至少部分印证了笔者在本文开始时提出的一个假定，即一个城市的经济现代化发展程度与其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形成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
当然，承认这样一种相关性并不意味着：第一，那些经济现代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只能通过进一步的经济现代化举措来培育其可持续发展意识和自觉（举一个也许并不恰当的例子，我们不能仅仅通过体验疾病的痛苦来增强对日常体育锻炼重要性的认识）。第二，具有相对较高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城市未必一定能够成功转型为可持续的城市，就像一个大学里的生态学教授未必是一个真正的环境主义者。至少对于青岛和苏州而言，迅速膨胀的人口总量和城市规模很可能将被证明是她们实施可持续发展转向的内在障碍。
对于第二个问题，客观地说，这三个城市近年来都主动地采取了大量措施，试图保护那些值得持续的城市元素。如果说承德为了保护世界遗产避暑山庄和京津水源地而承受了“不发展”或“慢发展”的代价（尤其在市政建设方面），青岛和苏州则为了保护濒海风景区与古城区而选择了另址兴建新城区和科技工业园区的方式。 目的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这些战略性/策略性举措实施的效果却并不能真正令人满意：苏州古城区内众多园林景观的生态孤岛化和承德避暑山庄面临着的被新一轮现代化市政建设吞噬的危险，都是典型的例子。此外，青岛最近刚刚开始实施一个西部古城区的复兴开发规划，如果缺乏一种更明确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意识，也很难保证不对其城市可持续元素造成新的“发展式破坏”。在笔者看来，这其中的根本性症结在于，这些城市本质上依然将其定位为大规模工商业城（都）市，而这一目标只能通过进一步的工业化/城市化来实现。就此而言，这些城市的许多工业发展计划和项目的实施多少有些不由自主，因为她们像其他城市一样处在一种经济现代化的背景和语境之中。那么，我们应如何走出这种城市发展的“现代化阶段”或“现代化陷阱”呢？正如笔者已指出的，这当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中应包括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及其民众主体发展意识的成熟与后现代化转向。但从现实动力来源的角度说，它需要来自两个方向的推动：即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就前者而言，城市可持续元素的延续必须成为一种值得人们付出甚至牺牲的事业，单纯的价值理想性和道德先进性并不能保证这一点。简单地说，比如可持续性旅游业能够为这些城市带来足够高的经济收入或支撑（这三个城市目前的旅游业收入都占其GDP总量的不足10%）。就后者而言，守护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国际履约责任和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与经济政策，也会给这些城市带来更好地保护其城市可持续元素的压力或吸引力。显然，青岛、承德和苏州作为世界知名的旅游城市或世界遗产城市，更多地具备较早获得上述动力的条件。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承德与京津在生态资源供给与补偿上的争执、苏州与周边城市在太湖治理耗费上的分歧再次表明，仅仅依靠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的行政监管压力就像仅仅依靠本地政府的自觉意识一样是不可靠的。换句话说，即使仅从上述三个实例的分析来看，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转型也不应完全是一个自发、自主的过程。
如果上述分析能够成立，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回答或讨论第三个问题，即这些新的城市发展战略与策略对于我国进展中的城市化进程的意蕴。在笔者看来，我国进一步城市化所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城市功能的重新设定、城市结构的更合理布局和城市现有工业功能的转移。而是否有助于城市可持续性的提升应该成为最基本的判定尺度。比如，在城市功能的重新设定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业化发展后，大多数城市需弱化其工业生产与商业销售的功能，而在更高层次上回归人类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的功能，因而，生态宜居、交通便捷和生活质量将取代工业结构完整性或产值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发展水平的首要标准。在城市结构的更合理布局方面，尤其是新形成的城市应该在不损害本地可持续性特性的前提下有更为细致的分工。从生态可持续性的角度看，应该鼓励本地自足意义上的分散化工业加工，但普遍意义上的城市工业化模式已经没有前途，相反，应该有更多的新兴城市承担起已有大型城市的居住卫星城和生态调节区的功能。在城市现有工业功能的转移方面，那些具有突出的生态、社会和历史文化独特性的工业化城市应该率先启动这种转移，严格地说，它包括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传统产业从较低端向较高端的层级传递，比如将一些自然资源消耗较大和生态环境污染较严重的工业部门转向周边或生态容量相对较大的城市，这将更多地取决于纯经济的法则与规律；二是城市内部逐渐实现自然资源消耗量“零增加”和生态环境“零破坏”意义上的循环式或稳态发展，后者当然是纯理想意义上的，但单纯的前者并不足以表征城市去工业功能化所可能带来的全部影响。
综上所述，青岛、承德和苏州的城市可持续性现状不仅代表着我国城市经过近现代化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工业化与城市扩展所达到的物质繁荣高度，也体现着我国城市发展进入经济现代化中后期以后所面临的可持续性挑战与机遇。因而，从文明创新的视角说，中国城市未来发展中真正具有突破意义的应该是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而不是简单的数量扩大和规模扩张。如果真能如此，我们将会在那些最早实现这一转型的绿色城市中看到生态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2期）（本文的研究与撰写得到了山东省软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项目编号：2007RKA036；李彦文、蔺雪春和李栋等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了部分研究工作，谨以致谢）（作者：山东大学环境政治研究所所长、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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