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现代生态观的分层检析
“施乐”的寓意：人本生态观
人是价值的终极主体。人本生态观，即以人的长远生存与永续发展为出发点和归结点的价值理念，或称以人为本的生态观。斯诺选择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为自己的最终归宿，也正好说明了他那深厚、宽广的人本情怀。
1928年到达上海后，斯诺便给自己起了另一个中文名字——“施乐”，即中国文化一贯崇尚的乐善好施之意。后来，胡愈之先生等翻译《西行漫记》一书时，将作者译作“斯诺”，并沿用至今。可以肯定，尊重人、理解人，进而尊重一个苦难的民族、一个有待解放的国家，显然是斯诺现代人本主义生态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早在少年时代，斯诺就在一张照片上写下自勉格言：“最重要的是尊重你自己。”在《今日红色中国》中他又特别强调：“除了教堂和国家的严格法典外，要尊重人。”斯诺良好的个人品性也在此得到体现。正如汉密尔顿所说：“斯诺不习惯、也最讨厌在大庭广众面前摆架子，他生来不是喋喋不休、自以为是或自私自利的人。”[1](P5)
稍加考辨便不难发现，斯诺人本思想的核心是建立在尊重与理解基础上的民本观念。这种观念，将普通下层民众的苦难生存作为检视、忧患与改善的重点。他虽然不排斥领袖、英雄乃至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优秀分子和忠义之士，但显然更为关注和同情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命诉求。
独立人格和公正立场的持守对斯诺至关重要。30年代初期，当包括霍华德在内的许多人听说他正在变成左派或共产党人并加以劝阻时，斯诺很快给他哥哥回信：“别对我说这些匿名的议论，你当然知道，这些流传的议论对我的工作非常不利。……我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治组织。我并不想用已有的经济或政治理论去解释当今的局势变化，不管这些理论是马克思的、列宁的、墨索里尼的或罗斯福的。我的观点是我坚信：人有权获得均等机会、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从社会的最大意义上讲，个人自由不一定与民主政治形式发生矛盾。……我们的前人在他们的时代是先进人物，他们设计的生活和经济的文明制度不久会把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还给人民掌握，用来为社会谋最大的福利。假如我的这些看法是卖国，请告诉自由联盟或随它叫什么名称的组织，给我准备绞索就是了。”[1](P57)直到晚年，虽然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宽裕，但除必要的稿费外，他拒绝领取其他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或政府的额外报酬。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堂堂正正地做人，挺直了脊梁说话。
斯诺在旧中国的10余年，正值中国天人矛盾、阶级冲突、民族战争空前加剧，内忧外患层出不穷的苦难年代。来华之初的“上海印象”和后来的萨拉奇之行，为其“中国情结”的孕生提供了最初的契机，成为他“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具体说来，“斯诺对中国人民现实苦难的深切同情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对水、旱等自然灾害的悲戚；二是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揭露；三是对法西斯暴行的控诉。”[5](P127)1935年，斯诺再次写信给他的哥哥，重申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假如你像我一样长期留在中国，你会发现这场革命仅是民众的历史性要求的一种表现。他们长期受压迫和受歧视，现在他们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这就是人民推翻统治者。”[1](P65)
正因为旧中国“是通过压制个人而取得稳定的”[3](P125)，所以斯诺格外珍视中国革命的人本根据。他以诚挚﹑善良、关切之心和富有色彩的浓重笔调，敏锐地感应中国共产党人、中国红军和中国人民动人的人性光辉，着力表现革命者对生命的珍重和对人间美德的追求，于率真、鲜活的基调中透视出健康的生命倾向和积极的人生趣味。他说：“不论他们（中国共产党人）有时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不论他们的过火偏向造成了多大的悲剧，不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或那个问题上的强调或重视有多么夸大，但是他们真诚的迫切的宣传目标始终是要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作斗争”。[2](P103)
在上海工作时，《中国评论周报》所在的办公大楼有两部电梯，其中一部供西方人专用。斯诺在刊物上公开批评英方管理部门的这种“公然侮辱行为”，情况很快得到改观。“一二八”抗战期间，上海一个小女孩的家人全被炸死了，斯诺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个女孩送过路障，并帮她找到亲戚。他还和艾黎从法租界的楼顶向中国饥民散发馒头。随后，斯诺夫妇和艾黎一道，全力筹划并推进中国的“工合”运动，帮助成立国际促进委员会，无私地支持中国进步青年的爱国要求，将革命人道主义和伟大的国际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保安观看红军剧社演出时，斯诺发现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他说：“我看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注意他们了。”斯诺禁不住赞叹：“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加民主的场合了。”[2](P96)年轻红军战士的精神风貌同样给斯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2](P58-59)他亲眼看到，红军一路歌声一路情。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只要有个人什么时候劲来了，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就都跟着唱”。[2](P59)走过一丛野杏树时，这些红军战士“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但是，经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碰里面的果子。到了徐海东的驻地，适遇部队奉命转移参加战斗，斯诺短距离随行。他发现，队伍中跟着30几头甘肃猎狗，“它们高兴地狂吠着，东嗅西闻，蹦蹦跳跳，显然很乐意到战场上去。很多战士带着他们喂养的动物一起走。有的绳子拴着小猴子，有一个战士肩上停着一只蓝灰色的鸽子，有的带着白色的小耗子，有的带着兔子。这是一支军队吗？从战士的年轻和长长的队伍中传来的歌声来看，这倒更像是中学生的假期远足。”[2](P306-307)
经由广泛而深入地考察，斯诺确认，民主、平等、尊严作为人际关系形态和基本道德规范普遍存在于苏区各个生活侧面。苏区实行同工同酬，男女平等。工人工资高于红军指挥员和政府人员，膳宿由国家供给。工人可以免费医疗，公伤可以得到补偿。女工怀孕生产期间有四个月假期，不扣工资，还为子女设立了简陋的托儿所。政府捐助相当于工资总额百分之二十的款项用作文娱费用，基金由工会和工厂委员会共同管理。每星期工作6天，每天8小时。特别是工人们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精神令斯诺感佩之至：“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2]（P236）
对印度等其他国家的采访，同样激起斯诺诚挚的人本关怀。1942年4月，他接受《星期六晚邮报》的聘请抵达印度，“他感到这座城市和他12年前首次访问时一样，无多大变化，到处仍是落后和贫穷的景象。农民平均一天收入五便士；王子用金碟进餐。德里的贫民居住的街道粪臭刺鼻，但这臭气永远不会传入英国统治者居住的新德里华丽宅府。”[1](P133)他并不十分喜欢甘地，曾尖锐批评过甘地在反日活动中坚持非暴力政策，但当甘地遭到暗杀后，他沉痛地说：“这次印度采访，使我清楚地看到甘地永远和受压迫、被践踏的人们在一起。”[1](P176)日本投降后，斯诺到东京访问，当他了解到“日本工人受信贷制约，难以购得基本生产资料；农民缺乏保证金，难以购买分配额内的土地”[1](P164)的惨状时，担忧之情油然而生。这说明，斯诺的人本生态观已经超越了狭隘的阶级、民族、国家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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