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现代生态观的分层检析

                   “世界公民”的向往：宇宙生态观

    汉密尔顿指出，“埃德加·斯诺一生的基本特色就是：总在尽力理解其他国家，而不是简单地对它们做出判断。”[1](P1)洛伊斯·惠勒认为，“埃德加的生活形式是全球性的。他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他懂得许多国家的人民和思想。”[6](P277)斯诺自己则说：“我达观地感到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
    不错，斯诺正是一位亲近自然、与人为善、向往和平、追求和谐的“世界公民”。他毕其一生为之奋斗的崇高事业，就是最终实现人类和睦、世界和平、地球和谐。斯诺认为，“只有世界大同，文明方能开始。”[3](P166)本文将这种超常视野和宏大胸襟称作宇宙生态观。
    “如果用一个严厉的标准来裁决文学，那么，缺乏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敏感和表现力的作品，是成不了大气候的。”[7]除广泛发表在《中国评论周报》、《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日报》、《芝加哥论坛报》、《时代报》、《当今历史》、《美国信使》、《堪萨斯城邮报》、《星期六晚邮报》、《伦敦每日先驱报》等具有世界影响的报刊上的诸多报道外，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代表的报告文学创作，确实使斯诺成了“大气候”。
    斯诺一生，采访过许多相隔遥远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并敏锐而客观地发表过相关报道。如中国、印度、缅甸、印度支那、伊朗、、墨西哥、苏联以及阿拉伯国家、非洲、欧洲等。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介入越南，并为朝鲜、德国、波兰的局势深感不安。可以说，“斯诺是在近处观察20世纪的人。第一批报道越南和缅甸农民起义的美国记者中，斯诺就是其一，他还从血腥味最浓的苏联西部前线报道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况，在战争结束时他又进入维也纳第一个报道苏军占领下的奥地利，他目击美苏两国的疏远及以后演变成全球冷战的过程，他是进入利雅得的第二个外国记者，他也直接报道了印度的独立和1948年甘地被刺事件。”[1](P2-3)
    毫无疑问，斯诺的阅历、智慧和远见使他总是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分子站在一起，总能率真地表达最进步的思想观点，总是力图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如前所述，斯诺十分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认为“他们高呼的‘世界革命万岁！’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是贯彻于他们所有教导和信念中的思想，在这个口号中重申他们对社会主义世界大同的理想忠贞不贰”[2](P350)。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长期交往，使斯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主义战士。特别是与中国人民长时间的深厚感情，不仅使他觉得“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我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责任联系起来了”[3](P231)，而且使他感到，“中国是亚洲政治变化的实例，是结束殖民制度的标志”[1](P178)。斯诺还发现，“一个人的文章和言论，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唤起人们，甚至陌生的外国人，使他们行动起来，视死如归。”[3](P231)正是考虑到文章或言论的巨大文化力量，斯诺强调，“我把‘主席’对世界和中国人民说的话，逐字逐句地记了下来。”[3](P194)“毛泽东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是国际社会主义胜利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打败帝国主义意味着摧毁帝国主义最强大的一个根据地。如果中国赢得了独立，世界革命就会非常迅速地发展。’”[2](P390)
    当年亲历“一二九”运动的陆璀深情地缅怀道：“斯诺关于‘一二九’运动的大量客观、公正又充满激情的报导，就像闪电劈开了夜空一样，冲破了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把中国青年抗日救亡斗争的信息传遍了世界，引起了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8](P389)特别是《红星照耀中国》的面世，已被广泛而持久地证明是20世纪人类文明史上的不朽经典。原太平洋关系学会秘书长爱德华·卡特称《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对中国了解的一个新纪元”。1942年2月24日，罗斯福总统接见作者，称自己是通过阅读《红星照耀中国》认识斯诺的。加拿大的白求恩说，他是受到《红星照耀中国》的感召而来到中国的。“斯诺为燕京大学的年轻朋友提供去红色中国的路线图。他发现常有年轻人夹了本《西行漫记》在出人意外的地方询问他如何能到西北共产党学校念书。几年后，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访问西北苏区，问起有些人是如何来到西北苏区的，他得到的回答往往就是‘我读了《西行漫记》’。正如费正清的评价，这本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1](P96)
    “皖南事变”的报道，使斯诺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也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斯诺被取消在中国的记者特权，重庆同行受到盘问，国民党驻美大使胡适要求《先驱论坛报》的编辑赔礼道歉。虽然如此，在铁的事实面前，蒋介石还是被迫承认了部分真相，并适度放宽了新闻检查，美国政府中止了给国民党政府的一笔贷款，更重要的是抑制了大规模内战的全面爆发。时任美国财长的摩根索明确表示：“如果重开内战，重庆就别指望从美国获得更多的财政援助。”[3](P289)斯诺庆幸，“重庆对新四军事件的迟迟承认，证明了我是一个诚实的观察家。”[3](P292)
    斯诺不仅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内战企图，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野蛮掠杀，而且呼吁美国等西方大国给予包括中国在内的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以实际援助。1941年，斯诺回到美国后写道：“美国人非常需要认识到他们不仅要对中国的经济起重要的推动作用，更应该认识到如何避免其危险后果。美国援助蒋介石不仅是干涉中日战争，更干涉中国内政。”[1](P126)为了争取美国对中国正义事业的更大支持，斯诺不惜请求拜见罗斯福总统。他坚持认为，美国应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帮助中国，苏联在击败德国法西斯后应转向对日作战。他控诉德国法西斯暴行，理解苏联的战时困难，同情吃不饱的俄国人，主张对盟友多作正面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斯诺写信给罗斯福总统，报告改善美苏关系的计划。他还在相关著述中阐释了改变殖民主义现实的问题，认为共产主义在全球不会只有一种模式。1943年，《星期六晚邮报》总编海勃斯排除各种干扰，发表了斯诺介绍苏联情况以及旨在推进美苏关系的系列论文，并发表公开信说：“我认为这组文章也许可能帮助了解苏联，从而促进大家期待的世界和平。”[1](P168)但斯诺同时批评苏联的大国主义作风，富有前瞻性地批评“苏联不会允许其他实力较弱的国家走自己的路，因为这将影响共产国际路线的一贯正确性和在国内统治的合法性”[1](P178)。1950年，他又写了一篇建议美国制定新的外交政策的文章，要求当局承认共产党统治中国的现实，要求不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战争，要求对新兴的独立国家给以支持，要求美国为重建和谐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做出努力。
    这种全球意识和宇宙眼光，再次验证了斯诺“世界公民”的合法身份。由此观之，斯诺的远见卓识，使他“一方面始终置身于现在，但另一方面也是经常瞩目于未来的世界的改造者，他要帮助改造那个世界并且把它留给后人”[9](P195)。冷战结束以后的世界现实已经表明，斯诺不仅仅是一个空头预言家，他确实提供了可行的东西方合作的新战略，人类和睦、世界大同、宇宙和谐的理想也并非遥不可期。
    1972年2月15日，“全世界失去了一位真诚的世界公民”。临终前，斯诺在一封短简里说：“我感到我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几乎每一个国土里的善良的人都是人类的一部分。”[9](P193)而今，“斯诺”这个名字已成为理解、友谊、和平、进步的象征。值此纪念埃德加·斯诺诞辰100周年之际，让我们借用约翰·谢伟思的话来纪念这位友谊的使者、和平的斗士和“真诚的世界公民”——“我们怀念他，怀念他那敏锐的记者眼光，他那生动清晰的笔触，他那无畏的勇气，他那深邃的洞察力，和他那炽热的人类情感。”[6](P74)

                                【参考文献】
    [1]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1.
    [2]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3]埃德加·斯诺著,宋久等译.复始之旅[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4]埃德加·斯诺.大河彼岸[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5]龚举善.走过世纪门[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3.
    [6]刘力群.纪念埃德加·斯诺[C].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7]孙绍振,谢有顺.只有创造的文学，才是有价值的文学[J].文艺理论研究,1993,(2).
    [8]尹均生.20世纪永恒的红星[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9]洛伊斯·惠勒·斯诺.我热爱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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