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绿色之声

作者:吴国盛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地理》1998年第5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8-12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莽莽大地,亘古如斯,承载并守护着生命的奥秘,绿色是她静默无言的承诺。在宁静而又悠远的岁月里,绿色作为蔽护者隐而不显。正如没有黑暗光明便不开显,只是在黑色的东西涌来时,绿色才变得这样醒目;只是在无穷无尽的黑色,气势凶猛地要吞噬大地上所有的绿色时,绿色才发出了自己呼救的声音,才闪耀出它夺目的光彩。绿色之声升起于黑色的工业文明铺天盖地之时。

  16、17世纪以来的欧洲,将全人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命运中。大地不再是神圣的生命之源,成了一个飘游着的物质星球──地球;人成了主体,成了一切事物据以评价的尺度,而事物则丧失其神圣的自主性成了人的对象和客体。工业文明开采地球,黑色的煤和黑色的石油从地下被开采出来,转化成开发地表生命系统的能源,再转化成黑色的废气、污水和垃圾。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携手并进:大工业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劳动,以批量化、流水线生产标准化的产品,以新的能源动力和富含新技术的机器,成十倍成百倍地提高劳动效率;市场经济则加速使钱转化为产品,使产品加速转化为钱,使货币和产品均处在滚雪球式的增长过程中。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专业化、快节奏、高效率使人的存在变得越来越单面化。单面化的人的唯一功能即是建立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支配、控制、征服自然的体系。于是,生命体系在人的意志伟力之下被逐步裂解。为了得到能量、物资,为了支撑滚雪球一样指数增长的经济发展,工业文明不惜毁灭整个大地生态系统。黑色的威力愈巨大,绿色的视野愈模糊;人类愈强壮,大地愈萎缩。

  在欧洲近代思想史上,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始终与工业化的发展过程本身相伴随,而且反思的角色大多由作家和诗人们承担。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们,目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新格局正在形成,忧心忡忡。在蒙田(1533-1592)的《散文集》中,我们可以读到对自然的赞美和对人工的贬低:“让自然来驾驭我们的行动比让我们自己来驾驭自己的行动更为安全。自负的臆测使得我们倾向于把我们的本领归功于我们的力量,而不归功于自然慷慨的施舍。”启蒙运动时期,在一片弘扬人类社会无限进步的启蒙话语中,曾经响起过一个非常异样而刺耳的声音,这就是卢梭(1712-1778)对科学和工艺进步的批判。他指出科学理性的进步,使我们偏离了自然而纯朴的生活;他颂扬那些心灵纯朴、生活简朴的“高贵的野蛮人”,认为他们身心健康,德行高尚。在经济学思想史上,也曾有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66-1834)提出人口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算术级数增长,这势必造成人口过剩和粮食不足,导致社会动乱。

  德国浪漫派诗人和自然哲学家曾经试图营造一种新的自然观。他们把自然看作一个活的有机体,每一部分都充满了活力,意欲有所作为;人与自然的交流是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进行的,人进入自然的生命之中,把握到它的内在的气息。这一有机论传统绵延不绝,一直伸展到20世纪,成为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的强大的后备思想库。

  在英国,开浪漫主义先河的诗人柯尔律治(1772-1834)和华兹华斯(1770-1850)最早以颂扬自然为其诗歌主题,人生的问题也融入自然之中,他们强调大自然是人生欢乐和智慧的来源。在美国,爱默生(1803-1882)发起了一个崇尚直觉、追随自然的超越主义文学运动,梭罗(1817-1862)即深受其影响而写成了《瓦尔登湖》一书。

  1845年至1847年间,梭罗独自一人在康科德附近的瓦尔登湖畔隐居,并尝试过一种自食其力、原始简朴的生活,《瓦尔登湖》(1854)就是对这段诗意盎然的生活情景和感悟的记录。厌倦于工业化生活的忙碌和单调的人们,越来越为《瓦尔登湖》那种独特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态度所着迷。梭罗的时代,环境和生态问题并没有出现,但《瓦尔登湖》以其特有的魅力为日后的人们准备了绿色的视野。

  现代绿色运动发起于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美国,再向全球传播,成为一项国际性的事业。在美洲这块印第安人世代呵护和安居的地方,生命茁壮,生态稳定而繁荣。占领了美洲大陆的欧洲移民们,一开始并不爱护这里的一草一木。这些移民本来就是新时代历史命运的产物,本来就是“扩张”“征服”、“开发”“开采”意志的象征,辽阔而富饶的土地只是他们开发的对象。于是,蛮力肆虐于粗放的土地开发之中。

  19世纪后期,美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对无限开发土地的“壮举”进行反思,并逐渐形成了现代绿色运动的第一个形态──自然保护运动,运动的领袖是约翰·缪尔(1838-1914)。这位热情洋溢的博物学家,美利坚的徐霞客,徒步走遍了中西部地区,为山川景色的美丽所倾倒。他边走边写,就用自己的一支笔唤起了人们对荒野之美的感觉,唤起了民众对自然的保护意识。在他的敦促下,从1890年开始,美国政府陆续建起了自然保护区式的国家公园。1892年,缪尔创建了著名的西拉俱乐部,以进一步推动群众性的自然保护运动。1894年,缪尔第一次结集出版了《加利福尼亚的山》,书一问世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自然保护运动的队伍因而迅速壮大。1902年出版的《我们的国家公园》,集中显示了缪尔多彩多姿的文笔。以其对美丽风景丰富但又时而文采四射的描述,对植物、树木和岩石博学的编目,对自洪荒时代以来沧海桑田的直觉的再创造式的地理叙事,对圣经以及他所喜爱的作家──爱默生和梭罗的多次征引,缪尔吸引了现代读者的注意力。评论家说:“任何怀疑写作之威力的人,只要看看约翰·缪尔所取得的成就,就会深信不疑了。”

  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自然保护运动,通过利奥波德(1887-1948)的《沙乡年鉴》(1949)而在思想深度上迈进一个新境界。作为一个林业生态学家,利奥波德在描述荒野之美时更多的引入了从前还不为人熟知的生态的眼光。在沙乡的一个小木屋里,利奥波德记录了在一个四季的轮回中,自然界各种生命是如何的彼此折射辉映,如何的相生相长、生态共荣;在博物学的旅行中,利奥波德目睹了生态失调的恶果。这部土地伦理学的开山之作,由于批判的反思了自然保护运动中以人为本的功利主义原则,力倡与美国传统的征服精神大相悖离的土地伦理,其思想大大超前,写出后一时竟找不到出版社出版。然而,该书的深刻的思想价值一旦被充分意识到,就立刻无可争议地成了绿色圣经。

  战后的美国,集中了全世界最先进的科技人才和最雄厚的资金财力,创造了历史上最空前的经济奇迹和科技奇迹。1969年7月,美国的宇航员登上了月球,踩下了人类的第一个脚印,令美国人“感到自己象巨人一样”(里根语)。然而也是在这个60年代,这个富足社会里的一切毛病空前集中的大爆发,黑人民权、女权、反战、红色风暴;也是在60年代,现代绿色运动进入了它的第二个形态──环境保护运动,其划时代的标志是卡逊(1907-1964)的《寂静的春天》(1962)的出版。

  就像斯佗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引发了南北战争,《寂静的春天》引发了整个现代群众性的环境保护运动。它通过揭示DDT杀虫剂所造成的化学污染,一下子就激发了美国人民的环境危机感。它不仅是一般的揭露环境污染,而且把矛头指向了人类久已习惯的“征服自然”的观念,指向了由这一观念派生出来的现代知识体系和工业体系以及科学与企业之间的联盟。正是这些极度反传统的思想,激怒了许多有头有脸的社会中坚,作者蕾切尔·卡逊因而遭到了主要来自化学工业界的猛烈攻击。但是,猛烈的攻击最后转化为一场关于环境污染问题的全民大讨论,生态的概念反而得以深入人心。整个60年代,生态学变得非常流行,大量的著作涌现,大量的群众团体参与,以至到了1970年4月22日,全美群众2000多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境示威游行,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世界地球日”。

  在这些日渐增多的环境问题著作中,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自然、人与技术》(1971)有其独特的重要性。它从生态学角度揭示现代技术对生活环境的副作用,把矛头直指现代技术,直指西方社会最为敏感的神经,读来发人深省。《纽约时报》曾这样评说:“如果美国总统只读一本书,就应该读《封闭的循环》”。

  1972年,在世界环境运动史上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的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的斯德格尔摩召开,揭开了环境运动进入决策层的序幕,6月5日后来因此成为“世界环境日”。两部重要著作的问世,也使这一年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第一部著作是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委托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1972)一书,它实际上成为大会的基调报告。这本小书概括了地球行星的生物圈概念,以及它的生态和社会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一个庞大的国际性的专家通信小组为准备此书做出了贡献,实际上是一次国际合作的产物。书的问世借着联合国大会引起了世人广泛的关注。

  第二部著作是《增长的极限──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个报告》(1972)。如果说《寂静的春天》是以其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而著称,那么《增长的极限》则是以其科学上的说服力、数据的冷酷性,震惊了身居要位的政治家和科学家。它促使人们思考地球的有限性、以现有速度开发资源的不可持续性。尤其在学术界震动最大,推动了一场学术范式的变革。

  60年代以来,环境运动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现代知识体系的各个层面,佳作层出不穷,举其要者,在建筑设计方面有麦克哈克的《随自然设计》(1969),在经济学方面有舒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1973),在女性主义理论方面有麦茜特的《自然之死》(1980),在绿色观念方面有卡普拉的《转折点》(1982),在生态学的前卫思想方面有拉夫洛克的《盖娅》(1979)、迪瓦尔的《深度生态学》(1985),在生态伦理学方面有罗尔斯顿的《哲学走向荒野》(1986),在消费观念方面有杜宁的《多少算够》(1992)。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是“可持续性发展”这一概念的发源地,也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先导研究项目。它可以称为关于可持续性发展的第一个真正的国际性宣言。

  百年绿色之声,回荡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因我们一心奔现代化的劲头十足而显得特别刺耳。但有见地的出版家依然把绿色选题当作本世纪留给中国出版界的最后一个文化制高点,吉林人民出版社为了抢占这个制高点,新近推出了《绿色经典文库》,选取世界绿色运动史上的这些优秀图书,以催生中国的绿色思想,深度传播绿色精神,诚焉壮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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