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水崇拜与济水文化

　　济水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发源于河南省济源市王屋山，流经河南、山东两省入海。据《尚书·禹贡》记载：“导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邱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随着历史的推移和地貌的变迁，济水在东汉王莽时出现旱塞，唐高宗时又通而复枯。黄河又多次改道南侵，逐渐冲入济水河床而入海。现在虽然再也见不到济水奔腾不息的风貌，在全国水系图上也难觅济水的身影，但因济水而得名的河南济源，以及山东济南、济宁、济阳、济州、济阴这些地名，却深深地烙印着济水曾经的踪迹。由济水崇拜而融入的祭祀文化、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以及人文思想依然熠熠闪光，使济水这条古老的河流虽逝犹存，永久地流淌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长河之中。

　　源远流长的济水崇拜

　　人的生活离不开水，人又摆脱不了水患的滋扰，人对水的需求与依赖，感恩与敬畏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由于崇拜水的自然现象无法进行而正常解释，古人将水的现象归因为水神的职能。当水维持在正面的情况下，就认为是水神的奖励；反之，就是水神的惩罚。中国古代对济水水神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尔雅·释水》：“江、淮、河、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济水因独流入海，与长江、黄河、淮河齐名，并称“四渎”。对济水水神的崇拜，突出表现在历代历朝对济水的封禅上。济水作为一条古老的水系，周代已被列为封禅的对象。《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水曰济、曰淮、曰江、曰河。”可见，秦时已经尊济水为水神，并且将济水名位列于淮河、长江、黄河之首。

　　从隋开皇二年（582年）文帝颁诏在济水源头兴建济渎庙开始，历代历朝对济水的加封逐步升级。济水先被列为“公”，后又被列为“王”。唐天宝六年（747年），唐玄宗加封四渎，“河渎封灵源公，济渎封清源公，江渎封广源公，淮渎封长源公”。宋徽宗封济水为“清源忠护王”，元仁宗封济水为“清源善济王”。明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颁布《太祖改正岳渎神号诏》：“考诸祀典，如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称历代有加。在朕思之，则有不然，夫岳镇海渎皆高山广水，自天地开辟以至于今，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皆受命于帝，幽微莫测……朕以礼祀神之意，四海称东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四渎称东渎大淮之神，南渎大江之神，西渎大河之神，北渎大济之神。”这样，济水又堂堂正正地被封为北渎大济之神。到了清朝，康熙和乾隆分别为济渎庙亲书“沇济灵源”、“流清普惠” 的牌匾。对济水水神的崇拜和不断加封，表达了历代统治者期望国家风调雨顺、长治久安的殷殷之情。

　　济水崇拜形成的祭祀文化

　　由于对济水水神的崇拜，对济水的祭祀一直被列为国家的国祭，为政者“有谨而不敢怠”。自汉代起，朝廷每年都要派遣重要官员定期致祭济水。早在秦、汉时期，济水祭祀活动就频繁地见于各种典籍之中，如《尚书》、《战国策》、《孟子》、《尔雅》、《汉书》、《史记》等。秦汉之后，对济水的祭祀日益隆重并成为定制，历朝国史祭祀部分对济水多有提及，如《旧唐书》、《唐书》、《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等文献中都提到了对济水的祭祀。唐宋以来，但凡国之大事，如战争、政权更迭、祈雨甚成皇室成员的生死都要向济水水神祭告，对济水神的祭祀成为国家礼仪中的重要内容。自隋以来，历代皇帝遣使莅临，举行盛大祭典活动。明清两代，对济水水神的御祭不下３０次。明代自朱元璋至朱由检，１７个皇帝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派钦差济渎庙祭祀水神的。清代时，连皇帝成婚、平定叛乱甚至皇后去世，也都要向济水水神祷告。康熙皇帝在自己五十、六十大寿时也分别派遣官员到济渎庙祭告水神。

　　祭祀水神既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民间信仰，同时也是一种权力等级的象征。对济水的祭祀，是历代天子之礼，仪式繁缛复杂，猪牛羊三牲祭品必备。多数时候，皇帝选择良辰吉日前往祭祀，亲自参加祭典。皇帝如果抽不开身，便会选出钦差大臣主持祭祀，文武百官三拜九叩，诵读祭文。古代朝廷祭祀济水神时，要向龙池中投送金龙和玉简。玉简铭文各不相同，有的表示感谢，有的诉苦告状，有的邀功请赏，内容丰富多彩。在专门祭祀济水水神的河南济源的济渎庙中，庙中还有两通元代碑刻，记录了元朝皇帝派员到济渎庙投送“龙简”的事情。一是立于元至元七年（公元１２７０年）的“大朝济渎投龙简记”碑，碑中记述了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后，常以“边境未清，蝗旱间作为忧，故夙夜兢兢，深自克责，谓不有大祈禳无以答……投送金龙玉简标记善功……”二为元至大四年（公元１３１１年）所立的“投龙简记”碑，碑中记载皇帝登基之后，中外大和，命“集贤司直奉训大夫臣周应极、洞玄明德法师崇真、万寿宫提举陈日新秉传封香，奉玉符简、黄金龙各二……”据有关文献记载，元代朝廷到济渎庙举行“投龙简”的祭祀仪式就有十多次，充分表现了元代统治者试图通过倡导汉族礼教、加强对水神的祭祀来稳固其统治地位的强烈愿望。

　　济水崇拜中的儒家文化

　　古人认为水是有神灵掌控的，因而便以星宿为济水命名，打下了儒家文化的烙印。《后汉书·天文志》记载“东井南垣之东四星，曰四渎，江、河、淮、济之精也”。这种将“四渎”对应“井宿”之星，反映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提倡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是相同、相类和统一的关系，认为人不应该“欺天”，而是应该“畏天命”“知天命”，因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古人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认识到天象变化与人间兴衰关联，认为天地万物与人同构，按照人间事为天上星宿命名，认为地上有的事物天上也应该有。将“井宿”中四颗星以四渎之水来命名，正是这种“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在这种思想观念之下，人们对“水是生命之源”的认知，就是“万物有灵，天人合一”。儒学重视与人与天的相通，达到天人协调、和谐与一致的境界。这样的思想，强调人只有尊重自然规律、顺从自然规律，人才能得到自然的赐予和恩惠，反之，只会身受其害，破坏了自然只会尝到自然报复的苦果。

　　济水祭祀文化也多次体现“天人感应”的儒家思想。济水的祭祀活动体现替皇帝个人或国家祈福为主要目的，借助祭祀报谢上天的眷顾，并借助祥瑞出现以示上天的意旨，显示天意人心的支持，并借此宣扬天命斯在的正当性。天人感应多以雷雨、虹、电、大旱、潮汐等自然现象或灵异现象形式出现。《济渎投龙简记》记载：“上为边境未清，蝗旱间作为忧”，皇帝“夙夜兢兢，深自克责，谓不有大祈禳无以答”，于是在“中都大长春宫建金 普天大醮七昼夜”，做功德法事七天七夜，天神终被感动，派人到济渎庙祭祀。至元十七年（1280年），《镇南王进香记》记载皇子“……宣香纸、柔毛、庶羞之奠于九月重阳日致祭于济渎显佑清源王祠下，仍以清酌一鳟投于灵池。少顷忽有绣履、银牌潮献而出，众皆惊讶，盍谓行礼恭肃，诚恳洞达于幽冥，感格于神明者也。”这里记载了以潮汐现象显示天人感应的文化。当然，济水祭祀中的儒家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统治者政治宣传、教化民众的一种重要手段。

　　济水崇拜中的道家文化

　　道教是一种发源于中国古代的传统宗教，在中国古代的影响仅次于佛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道教被认为是和儒教和佛教一起的各种理论学说和实践方法。对济水水神崇拜最早属于的原始自然崇拜。随着道教的发展，对济水水神的崇拜也由最初的原始水崇拜，纳入了道教神仙崇拜体系。自南北朝以来，随着国家祭祀与道教的相互融合，济水祭祀的道教文化色彩更为明显。

　　受道教“无名、无象”的影响，早期济水水神无名，人们仅以方位命名。道教认为“大道虚寂，绝无状貌”，不主张取姓名和立状貌，因此，济水的济渎神并无有确指。东汉之后，济水水神信仰被纳入天官、地官、水官的三官信仰。掌管“天、地、水”的三官大帝权力很大，水官主宰天下水系，每条水系各有神主，即“九江水帝，四渎神君，十二溪真及三潭四海神君”。东汉末年兴起的五斗米道，虽然当时的济水已十分细小，但济水文化的传承使得济水水神崇拜昌盛不衰。

　　道教文化对济水崇拜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祭祀济水水神的济渎庙，一直任用道士进行日常的管理工作。因此，道士便按照道家的理念在济渎庙创建了天庆宫、玉皇殿、老君殿等道教宫观庙宇。在济渎庙历代进行维修过程中，高道名士多是修庙的组织者、执行者和管理者。由于济渎庙处于历代道士的管理之中，道教在唐宋元时期发展繁盛，并与国家政治紧密相关，所以济渎庙自隋代建庙开始，经历了唐、宋、元、明、清，一直保持着历代修缮与重建的整体发展格局。同时，道教还主持并掌控了祭祀济水水神的活动。唐代济渎庙道教管理制度已趋规范，《新唐书·百官志》记载，“五岳四渎令各一人，祝史三人，斋郎十三人”，唐代设置“渎令”职官，由道士担任，渎令成为祭祀功能的忠诚守护和执行者，同时也成为祭祀文化的集中体现者。济水祭祀活动还充分利用了道教的斋醮仪式和投龙礼仪，且祭祀频率颇高，在当时社会中处于较高地位。道教的兴盛与发展促进了济水祭祀的规模化和程式化，也影响和促进了济水祭祀文化的发展。

　　济水崇拜的人格化

　　济水是一条神秘的河流，它从王屋山顶峰太乙池向东洑流七十余里，在济源涌泉而出，双源重发，不出济源便交汇成河，流经温县，接着第二次洑流，入黄河而不浑，在荥阳再次神奇地浮出地面。济水流经原阳时，南济洑流潜行至定陶，与北济汇合形成巨野泽。济水三隐三现，百折入海，神秘莫测。但就这样一条的河流，河势不见得比上长江、黄河和淮河，但在历史上却能与长江、黄河和淮河相提并论，并还曾名列首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在将济水神化的同时，又将济水人格化。

　　对济水的人格化，在唐朝已有精彩的论述。《新唐书》记载，唐朝之初，太宗李世民来济源祭水神，疑惑地问群臣：“天下洪流巨谷，不载祀典，济甚细而在四渎，何哉？”许敬宗回答：“渎之言独也，不因馀水独能赴海者也。......济潜流屡绝状，虽微细、独而尊也。”济水虽为细微，潜流屡绝，虽比不上波澜壮阔的长江、黄河和淮河，但却一脉三隐三现，曲折千里，独自注入渤海，取得了与长江、黄河、淮河同等的朝圣资格，显示着并列归宗的地位。比济水浩淼的江河比比皆是，但它们大多中途不能保持自我，并入其他大江大河，成为人家的支流。而济水独扬长波，奋勇前往，表现出不屈不挠、坚忍不拔、不达于海誓不罢休的顽强拼搏之性，这正是古代仁人君子追求的精神，因而得到人们的广泛推崇和尊敬。

　　济水让人们推崇的人格品质，还表现在它纯洁和谦逊。《战国策》中说：“齐有清济浊河，可以为固。”《东原考古录》载：“水清莫如济，故济以清名。”济水独守其清，不受污染，以其清名扬天下，与其他浊河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古代通常把品德高尚、不慕容华的知识分子称为清流。而济水至清远浊、坚守其节的高尚情操，正是中国古代仁人君子毕生追求的境界和修身准则。同时，济水虽纳百川却波澜不惊、虽位尊四渎而不似张扬、虽润泽万物而谦逊温和的品德，也符合仁人君子恩泽天地而不求闻达的精神理念。这也是这条早已消失的河流一直没有被人遗忘，始终流淌在中国文化脉搏中的主要原因。

　　济水的探究与文学化

　　济水具有高尚的人格品德，不仅深得古代仁人君子的敬仰，也引得众多的学者对济水的探究和文人对济水的赞颂。对济水的探究，最早当属《禹贡》，它概述了济水流经地域及走向，明确指出济水流入黄河后又从黄河南岸的荥阳流出。《尔雅》、《礼记》、《史记》等不仅记述了济水入海的史实，还探究了济水与黄河的关系。《说苑》指出：“四渎江、河、淮、济，何以视诸侯？能通百川于海焉。能荡出云雨焉，为德甚美，故视为诸侯也。”论述了济水之德和深得诸侯珍视的原因。到了唐宋时期，有一大批学者对济水河道源流沿革进行考证，从而形成了一股持续不断的济水考证热，有代表性的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对济水地形及流向作了翔实的描述，特别是对济水之南的趵突泉、大明湖等济水形成的泉湖风貌作了生动的描述。而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对济水在中下游作了清晰的论述：“古说济水伏流地中，今历下（即今济南）凡发地皆流水，世传济水经过其下。”明代的《济河图论》、清代的《济水沿革考》、《伏济再出东原考》等都是考证济水的专著，可以说是济水研究集大成者。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趵突泉赋》中一开头就说：“泺水之源，发自王屋；为济为荥，时见时伏；下至稷门，汇为巨渎；穿城绕郭，汹汹相续。”对济水索本求源，对《禹贡》和沈括对济水的研究进行了继承和发扬。

　　济水在古代是除黄河之外被诗化程度最高的一条河流。从唐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韩愈、苏轼、司马光、文彦博、元好问等大诗人都为济水吟咏出了许多名篇佳句。仅白居易就为济水留下多篇诗作。他的《题济水》，以“朝宗未到海，千里不能休”赞其顽强，以“自今称一字，高洁与谁求，唯独是清济，万古同悠悠”赞颂济水的高洁。唐边塞诗人李颀《与诸公游济渎泛舟》：“济水出王屋，其源来不穷”，不但证实了直至唐代济水之大，可以荡舟，而且用“晴山傍舟楫”，“萍藻生虚空”，生动地刻画了济水两岸的秀美景色。南北朝诗人吴均的《酬别江主簿屯骑》、北宋名相文彦博的《题济渎》、清王铎的《济渎池》、孙灏《济水》，都是歌咏济水的不朽佳作。历代文人墨客对济水的激扬文字，不仅对济水崇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对我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济水文化奠定了深厚底蕴。

　　作者单位：水利部老干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