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语言为何千差万别

　　●如果说美国和英国是被共同语言所分隔的两个民族，那么，将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则是近7000种彼此不知所云的语言。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语言纷繁得令人惊骇的多样性？

　　●语言多样性犹如活生生的有机体，越是温暖的地方，繁衍得越快。

　　●语言是为了满足使用该门语言的人群的特定需要而逐渐进化的，其方式跟物种经过适应而融入某个栖息地的进程相同。

　　●面对全球化的浪潮，世界上的语言未来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巴别塔神话

　　与几乎每个追溯地球起源或人类诞生的创世神话相伴随，你总会发觉另一个有关语言多样性的故事。据《旧约全书》记载，“让人世间的语言发生混乱”，是上帝对人类建造巴别塔的惩罚。当时的人类希望建造一座能通往天堂的高塔——巴别塔，又称通天塔。由于语言相通、同心协力，巴别塔很快就直插云霄。害怕人类统一强大的上帝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开始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他们因为语言不通而分散在各处，建造巴别塔的计划也由此失败。

　　创世神话只是传奇故事而已，它试图为世上出现不同语言和种族提供解释。人类最初共同的语言被称为亚当语，历史上曾有学者提出某种语言是原始语言，例如希伯来语、巴斯克语等。时至今日，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们说着近7000种语言，包括彼此不知所云的土语方言，这种语言的多样性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是真正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语言多样性令我们如醉如痴是不足为怪的——我们的语言所呈现的无比丰富性，正是人类最不同凡响的潜质之一。如果你选取一头在伦敦动物园出生的黑猩猩而将它放归非洲故土，那么它几乎会不费周折地很快跟周遭同类打成一片。那是因为黑猩猩无不共享有频频咕哝、吠叫和鸣响一应俱全的小小招数。人类在这方面的需要可就灵活多了。我们的大脑能够处理范围极其广泛的抽象概念，所以也就进化成一种可随时予以调整的沟通形式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它是由一整套互不关联、有音素之称的语音所组成，人们通过精心策划的组合将它们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以所谓的语法规则为架构的单词和语句。每个音素是对这些元素的独特组合。“我们人类有能力创造这种无与伦比的丰富性。”英国雷丁大学的马克·帕格尔说。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一面竭力适应现存的单词和短语，一面杜撰新的表达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使这类变革累积到各自的语言不再为局外人所理解的地步。

　　这个文化进化的过程与生物的物种形成颇有相似之处，相同物种的两个种群在此过程中彼此分离而渐行渐远，一直到它们再也不能杂交为止。但生物学家是用进化理论来解释生命的变幻多端，而语言学家在阐明纷繁得令人惊骇的语言多样性方面却慢了一拍。

　　举例来说，为什么拉丁语的语法错综复杂，而现代罗曼语作为其衍生产物却遵循比较简单的规则呢？为什么有些语言，例如中国的普通话将重点放在声调上，致使同一个单词抑扬顿挫的音调会改变它的涵义呢？为什么语言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映射，而且在赤道附近比温带地区更为明显呢？

　　幸亏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我们现在可望开始回答这些问题了。

　　文化楔子

　　语言多样性犹如活生生的有机体，特别容易在热带地区繁衍。在世界上近7000种语言中，大约有60%可追溯到两个几乎恰好同两大赤道森林带相重合的区域，其中一个在非洲，另一个则横跨南亚和太平洋沿岸地区。语言最丰富的地方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世界上七分之一的语种。

　　人类的创造性是促成语言多样性的动力之一。它会打开文化进化的大门，进而通过语言如同插入楔子似的迅速引起社会裂变。每次经过这样的裂变，一种语言几乎在不到500年内便会分化为两种。帕格尔及其同事发现，许多变革之所以会在分裂后立即发生，或许是因为人们要通过发明新的话语方式来坚持群体同一性。

　　文化楔子还可解释语言何以像活生生的有机体那样在热带地区繁衍的原因。在世界上近7000种的语言中，大约有60%可追溯到两个几乎恰好同两大赤道森林带相重合的区域，其中一个在非洲，另一个则横跨南亚和太平洋沿岸地区。语言最丰富的地方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世界上有七分之一语种滥觞于此。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有助于生物多样性的气候，还会使分裂出来的小规模群体更容易栽种食物和自力更生。此外，赤道地区的传染病往往发病率偏高，也会导致这些群体同其他族群的隔离。

　　在步入新千年后的文化进化过程中，迄今梳理出数千种相互间晦涩难懂的方言土语，其中大部分现已灭绝。据帕格尔估计，自从现代人初步实现进化以来，自生自灭的语言可能已多达50万种。

　　然而，对语言差异解释表现出兴趣的研究人员却寥寥无几。这在一定程度上得归因于诺姆·乔姆斯基卓具影响力的通用语法理论，认为所有的语言尽管存在表象差异，却还是遵循同样的一套基本规则。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加利·卢皮扬声称，受此影响的研究人员往往注重相似性而轻视差异。“考察语言多样性不再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他说。然而，当通用语法理论风光不再之时，令语言学家更感兴趣的，是导致语言分崩离析的诸种合力。

　　种群遗传因子

　　影响语言多样性的除了地域气候外，还有潜藏于我们体内的基因。难怪在气候比较温暖的国家，人们会使用有助于户外沟通的语音；中国、东南亚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还形成了注重音调升降的语言。研究结果表明，同外界联系稀少的人所持的小语种多半语法错综复杂，而持英语和汉语等规则较为简单的语言的，往往是跟其他社会有着广泛交流的规模较大的种群。

　　追踪人类在走出非洲后的最初动向，看来是一个不错的起始点。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昆丁·阿特金森从“系列奠基者效应”中汲取灵感，解释了人类的遗传多样性是如何因进一步远离非洲而趋于衰颓的。迁徙中成群结队的人从起源地的基因库中提取的只是“次等”基因，随着迁徙的步子越走越远，自然使遗传多样性的格局日益式微。

　　据他推测，迁徙可能是以相似的方式使语言萎缩的。当一个个群体从非洲的祖先种群中分裂出来时，它们可能会留下一些或许仅限于少数族群所讲的方言和用途不大的音素。分裂群体此后的每次迁徙都会使原有的语汇家底进一步“缩水”。

　　对504种语言的分析，提供了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阿特金森发现，音素多样性最高的是在非洲，最低的则是在南美洲和大洋洲。在博茨瓦纳盛行的Taa语使用的音素约有110个，而巴布亚的Rotokas语只有11个音素(英语中约使用50个)。阿特金森由此得出结论：“系列奠基者效应”导致世界语言在音素内容上发生了30%左右的变异。

　　那么，其余的70%该如何解释呢？既然Rotokas语中的11个音素可表达Taa语110个音素的涵义，那么不必借助于庞杂的语音库存也能让别人理解我们的意思则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冗余性为随机漂移创造了大量空间。每种语言都能在不影响用途的情况下增添或减少音素，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便形成了语言多样性，其方式跟遗传漂变能扩大物种间差异的进程十分相似。

　　其结果便是数量浩大、足以掩盖其他更多有系统的变革的随机变异。也许，这一事实能解释研究人员何以要花费那么长的时间来细细思量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不同环境中展开交流的挑战。

　　加利福尼亚匹兹学院的人类学家罗伯特·芒罗最初思索这种可能性，是在赴肯尼亚伯利兹和美属萨摩亚茨的校外考察旅行期间。他注意到这些热带地域的语言往往会用元音来分隔其辅音，例如它们几乎没有像英语“linguistics”(语言学)那样的单词，致使成串的辅音每每并肩而立。芒罗开始推测，在气候比较温暖的国家，人们会使用有助于户外沟通的语音。相比之下，置身于严寒气候的人们更有可能聚在室内交谈，所以动用传播悠远的语音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芒罗及其同事此后的研究证实：人们在较温暖的气候中的确倾向于使用更多的元音。以节奏分明的意大利语单词，如spaghetti(意大利式细面条)、tortellini(指环状馅饺)、Pavarotti(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为例，元音和辅音的匀称搭配是北欧语种所罕见的。气候似乎还会影响我们使用的辅音。类似“n”和“m”的鼻音在气候温暖的地区较为常见，而“t”、“g”之类的“阻塞音”以及苏格兰表示惊奇、遗憾、苦恼、轻蔑等的“哦、呀、哟、哼”语音则更多地出现在比较凉快的地区。

　　此外，耶鲁大学的卡罗尔和梅尔文·恩贝尔的研究也发现，这些效应在植被稠密的地区不是那么显著。横亘在你与另一名对话者之间的簇叶会使远距离沟通变得更加困难，所以圆润洪亮的语音就不是那么有用。相反，一定数量的林木植被能在冰冻地区挡掉烈风中裹挟的寒气，所以那里的人往往会在户外度过较之盘桓于严寒平原更为长久的时间，而他们的语言也相应地适应了这一生活习性。

　　对语言多样性的另一个影响，可能潜藏在我们体内的基因里。荷兰马克斯·普朗克心理语言学研究所的丹·德迪乌和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罗伯特·拉德发现，两种同大脑发育相联系的基因的某些变异在人们持声调语言的地方更为常见，其中包括中国、东南亚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这些基因变异是否直接同语言有关不得而知，但德迪乌怀疑这只是一个巧合。他创建的数学模型显示：如果基因可帮助人们分清不同的音调，促成它们在某些地域的盛行，那么它们将推动语言朝声调系统发展。这个模型决不是基因影响语言的佐证，却提示了相关理念是值得深究的。

　　甚至比语音差异更难以理清头绪的，是不同语言的语法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分歧。以“我遛狗了”这个句子为例，英语需要改变动词“遛”的结尾，藉以示意事件是在过去发生的。在汉语中，动词是不必发生变化的——如果时态不够明确，只要添加一词将它点明即可。但另一方面，秘鲁的Yagua语则必须根据遛狗发生在几小时、几天、几个月或几年以前，而从5个动词结尾中选取一个。

　　卢皮扬说，这种多样性是令人迷惑不解的，除非你凝目审视什么人在讲那门语言。他在对2000余种语言的研究中发现，错综复杂的语法在小语种中较为常见，持这种语言的人几乎同外界没有什么联系。而持规则较为简单的语言，例如英语和汉语的往往是跟其他社会有着广泛交流的规模较大的种群。关键性因素是以成年人身份学习这些语言的人，要比学习岛国语言的人来得多，而这一点好像会影响到语法的复杂性。

　　未来命运

　　成年人发现一种语言纷繁复杂或缺乏条理时，往往会对它的规则加以简化。特别是英语，目前不仅正在丧失你在它的姊妹语种如日耳曼语中见到的诸多清规戒律，而且还承受着朝众多不同方向演变的压力。有专家据此推测，英伦、美国和澳大利亚式英语之间的鸿沟会继续扩大。世界上约有一半的语言面临着濒临危机，包括众多的小语种。

　　卢皮扬指出，成年人发现要掌握纷繁复杂或缺乏条理的规则是困难的，所以他们在学习一种语言时往往会对它加以简化。相比之下，儿童仿佛更偏爱繁复多变，因为附加的语言线索有助于把句子的涵义表达清楚。卢皮扬最近进行的计算机模拟表明：语法是随着平衡这些相互抵触的需求的必要性而发生摇摆的。没有共同语言的人群被迫在一起工作时应运而生的混杂语和克里奥耳语(即路易斯安那人和海地人讲的法语方言)似乎印证了这个论断：两者都倾向于使用比其他语言更简单的语法。

　　由此不难推想，这一倾向是如何塑造昔日语言风貌的。罗马人在给古代世界带来文明的同时，还使他们的语言得到了传播。拉丁语的条条框框特别多，名词结尾伴随以6种变化，必须视它在句中所起的作用而按其中的一种规则发生变化。在罗马帝国统治期间，意大利境外行省的成年人开始学习这门外国语时，便将它简化为最终演变成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和其他语言的粗俗形式——这些语言无一不在某种程度上摒弃了拉丁语的复杂性。英语讲述的是一个类似的故事。接二连三地遭到的入侵，带来了大量必将同新邻居交谈的移民。“他们是被迫讲双语的。”卢皮扬说，而这个事实也可解释英语何以正在丢失你在它的姊妹语种，例如日耳曼语中见到的诸多清规戒律的原因。

　　卢皮扬还研究了近年来出现的一些语言变化，通过分析“谷歌”的文献存档来比较美国和英伦式英语。他发现，美国人似乎倾向于爱用形式较为规则的单词，这样更有利于成年人学习。这与他提出的一个假设可谓不谋而合：美国的移民率历来居高不下，也就意味着第二外语学习者的比例同样是不容低估的。

　　其他语言学家对卢皮扬的观点表示审慎的欢迎。“这肯定是言之有理的。”同样供职于马克斯·普朗克心理语言学研究所的史蒂芬·莱文森说。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恐怕只是未来走向的某种先兆。既然断定语言间的差异并非随心所欲的产物，现在就该着手探询更多支配语言进化的规律了。“我们已经提前几年有了收获。”阿特金森宣称。

　　随着对语言进化的深入理解，语言学家也许能回答难度更高的问题了：未来的语言将会怎样发展？特别是英语，目前正承受着朝众多不同方向演变的压力。“由于受到传媒日复一日的熏染，估计那些差异可能将日趋减弱，却又是不会消失的，因为我们使用语言是为了证实我们的社会认同。”卢皮扬说。基于这一理由，他预见到英伦、美国和澳大利亚式英语之间的鸿沟会继续扩大。

　　遗憾的是，众多小语种就无法以这一方式维系各自的独立性了。“大规模消亡就是它们的未来命运。”帕格尔说。世界上约有一半的语言面临着濒临危机，其中大部分甚至尚未载入文献纪录。一旦它们归于消亡，那种精致雕饰之美将会永远被丢弃。研究和阐释语言混乱状况的必要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迫。

　　语言多样性分布概况

　　世界上有6909种语言，正如你从不同国家的语言多样性指数(LDI)中可以看出的，这些语言的分布状况是不均匀的。LDI通过比较某一地域所讲语言的数量及其人口，试图表现语言多样性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