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如松：生态是一种哲学

　　文·本刊特约记者 刘莉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生活，关乎民族未来。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总理这段掷地有声的表述，既显示出政府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美好家园(博客,微博)的决心和信心，也给几十年如一日，为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不懈，努力奋斗的王如松加了油，鼓了劲。

　　王如松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国际科联环境科学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他也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生态学博士。因为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提出很多新观点、新理念，并做出突出贡献，王如松成为今年两会的热门人物。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有记者追随采访。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今年两会期间，王如松在广泛调查研究，深入分析论证的基础上，提交的提案《环境管理：从机制体制入手——我国城市环境管理问题的生态反思》，直指当前我国城市环境管理观念滞后、机制缺失、体制分割、监管缺位、科技疲软、环评失察六大软肋。一针见血，切中要害，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雾霾天气接连出现，且肆意扩散蔓延，已成为北京市民街谈巷议的话题。很多市民表示雾霾太“伤人”，严重影响了首都的形象。

　　谈到这个问题时，王如松望着窗外还未散尽的浮尘说，“我国大面积雾霾天的形成，2008年是一个坎。因为这一年，我国基本上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进入中级阶段，经济总量、化学燃料的使用量、机动车的保有量等均达到了一定的数量。”他进一步解释说，此前，我国很多地区的社会经济活动还没有超过区域环境容量允许的限度，所以并没有表现出区域性、全局性的污染问题。

　　他以雾霾最为严重的京津冀地区为例，用几个数字进行分析：这一带的燃煤消耗量每年将近4亿吨，机动车2400万辆，光国家级的高速公路就有11条。“如此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以及物流和人流，再加上这个地区特殊的地形地貌，当北方的冷空气南下比较少的时候，华北平原的空气基本上不太流动，这里的雾霾就会非常严重。”

　　“特别是最近两三年，我国不少地区的区域环境容量已经‘过载’。值得注意的是，当环境容量、生态的服务功能超过一定限度以后，雾霾就连成片了。现在不光是一个城市，而是整个华北平原、华东地区，甚至很多农村也非常严重。”王如松说。

　　开创性贡献

　　采访中，王如松对我国在环境保护、生态建设方面存在问题的尖锐批评，对生态建设问题的独到见解，不仅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很多人自然而然地对他在这两个方面做出的开创性贡献刮目相看。

　　生于1947年的王如松，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数学系，1978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和系统科学家许国志院士的指导下攻读数学生态学和系统生态学。1981年毕业后，他申请去美国加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就在准备前往美国留学的前夕，马世骏教授找到他说，“国内迫切需要跨学科的高级人才，生态学学科的发展也需要将数学理论应用于生态系统的实际分析、研究。”王如松思考再三，决心放弃留学，在国内攻读在职博士。

　　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人和生物圈”计划，拟对国际生态系统进行研究。这时，王如松敏锐地感到，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城市既是人类最大的聚集地，也是人流、物流高度集中的地方，人和物理环境、生物环境、社会环境都要打交道，必然导致一系列问题和需求，因此城市生态问题必然显现出来，而城市生态学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于是，他毅然选择城市生态学作为研究方向。应该说，这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学术之路。三年后，他的博士论文《城市生态系统的调控原则与方法》被答辩委员会以全优票数通过，其中重要的理论建树和方法创新被专家公认达到国际水平，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生态学博士。

　　1986年，王如松受命组建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中国科学院系统生态重点实验室。作为实验室主任，他把系统科学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生态学研究中，发展了他与导师马世骏教授共同提出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王如松认为生态是一种哲学、是一种科学、是一种美学、是一种工艺学。他将东方天人合一的生态哲理与西方的生态科学、古代朴素的生态技术与现代科技手段、发达国家的生态运动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生态技术完美地融于一体，为我国的生态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20多年来，王如松的复合生态系统理论，被广泛应用到全国51个生态农业县、400余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以及48个国家级可持续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1995年以来，王如松组织科研人员配合海南省政府开展了中山区自然保护、南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及博鳌亚洲论坛建设、传统胶糖产业的生态转型、马村生态产业园等不同类型、不同尺度、复合系统的生态规划与设计研究，对海南省生态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形成以培育生态产业、保护生态环境和倡导生态文化为核心的上下结合、典型示范、合纵连横的海南生态省建设模式。尤其是海南博鳌生态示范区的规划，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作为亚洲论坛的博鳌东屿岛，已经按照王如松规划时的设想，成为各国政界要人、企业家们聚会交流的理想之地。

　　他常说，城市生态学不仅是生态学家的事，更需要全社会关注和行动，古人所谓的天人合一，就是我们追求的自然生态、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和谐。为了实现天人合一的和谐目标和美好梦想，王如松正坚持不懈地努力着。

　　从源头上治理

　　无论谈雾霾蔓延，还是说环境污染，人们最关心的还是如何治理。王如松反思了我国环境管理方面存在的诸多机制、体制问题之后指出，环境问题既是污染物排放和净化的物理过程、化学过程，也是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人类活动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说，我们目前的环境管理仅仅处于初级阶段，基本上是重视部分的点源和面源污染，例如典型污染物、典型的排污企业等，但如果整个生态系统的容量已经过载，生态服务功能低于一定限度，那么，即使这些污染物、污染源都控制住了，我们的环境也不一定就能变好。”

　　所以，王如松认为国家花费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整治雾霾天气，绝不能再走过去污染治理中“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片面、局部治理模式，应该从整个生态系统着眼，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的路径来设计科学、系统的治理方案。

　　“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的环境突然恶化得这么厉害？为什么年年喊治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快人快语的王如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体制是条块分割的。“例如发改委重点是搞经济社会发展的，而环保部门主要是管点源污染和末端治理的，在环境管理问题上，这两个重要部门的关系是割裂的。”

　　王如松再次以河北省为例说明问题，“像河北一个省的产钢量目前是欧盟28个国家产量的总和，但河北省的面积只是欧盟的二十二分之一，人口只是他们的四分之一，这好比欧盟把所有的工业都集中到伦敦附近，伦敦能吃得消吗？那么，当年的产业结构为什么能这样布局？我觉得国家发改委有责任，地方政府也有责任。”

　　王如松尖锐地指出，现在很多部门、很多领导只是把环境、生态当成口号，还没有真正落实到产业链上，没有落实到人的行为上。也就是没有抓住根本，没有从每一个源头上进行治理。

　　因此，除了立法还要问责。王如松建议设立生态审计制度，“每一个官员，离任前都要进行生态审计，你当年做的决策，若干年以后，如果环境和生态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就要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