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物学和生态学告诫我们：不要过分夸大了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差别，动物也有智能，能使用工具，它们有自己的语言，植物也有能动性，它们有感觉，能利用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人与其他生物都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人不在生态系统之上，也不在生态系统之外，而在生态系统之中。即，人永远都只是生活在自然之中的有限存在者，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君王或超然于自然之外的神仙。人不是仅有的主体，非人自然物也具有主体性，不仅人具有内在价值，非人自然物也有内在价值；世界不是一架机器，世界万物是处于普遍的有机联系之中的，世界是生生不息的。

    既然这样，科学的任务就不应仅限于说明（explain）、预测（predict）现象，更重要的任务在于理解（understand）自然和自然物。理解的要点在于把自然和自然物当作主体，而不仅当作客体。即，理解不仅是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和控制，而且是主体间的交流。在此，“主体间”（inter subjects）不应仅理解为人与人之间，也包括人与自然物之间。理解自然的科学家不会再认为自己是外在或独立于世界的观察者和发现者，而会认为自己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在世之在”（being-in-the-world）。理解自然的科学家不仅参与人际交往，还参与人与自然物的交往。生态学研究正体现着这一特征。生态学家已明确认为，生态学是一门努力进行说明和理解的科学。通过理解，人才能发现自然物的价值（不是仅发现事实），正如在人间只有通过理解他人我们才能把他人当作目的而不仅当作工具。

    科学不能只专注于认识事物的构成成分，还必须注重研究事物与其环境的各种关系，例如，不是只研究生物机体的构成，还要研究生物与其他生物、物理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科学要理解尽可能大的系统，理解人在各种自然系统中的地位，理解人在各种系统中“应该”怎样行动。在现代科学的影响之下，人们认为道德关系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自然系统或自然物，人类不必怀有任何道德关怀，例如，在奔流湍急的大江上建大坝电站，我们只须考虑技术上可能不可能，经济上合算不合算，而不必考虑这会阻断许多鱼类的繁殖回路，不必考虑这应该不应该。如果我们能努力理解自然和自然物，就能发现它们的内在价值。这样，当我们的行动会严重影响生态系统时，我们就会问一声，应该不应该这样做？

    科学不能只重分析，不重综合。如何用综合的方法认识整体？系统论、协同学可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启示。进入尽可能大的整体，应成为一条方法论原则。例如，我们不能只认识基本粒子、基因等，对人的认识也不能只局限于对社会的认识，还必须认识人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地球对太阳系的依赖，如此等等。

    在研究任何系统时，都不可忘记该系统还是更大系统的部分，例如，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时，不可忘记，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正如在研究人体某系统（如消化系统）时不可忘记它是整个人体的一部分。如果能这样认识事物，我们就不会认为谋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相反，我们很容易理解，经济系统不能凌驾于生态系统之上，人类的经济活动不能只服从市场规律，还必须服从生态学规律。人类不能只一味顺从着贪欲，无限地谋求经济增长，人类还必须谋求与其他物种的共生共存。

    21世纪的科技必须实现一次生态学转向。科学的生态学转向就是由说明性、预测性的科学向理解性的科学的转向，由只重分析不重综合的科学向分析与综合并重的科学的转向，由还原论的科学向说明和理解整体的科学的转向。21世纪的技术必须由征服性、扩张性的技术转向调适性的技术，这就是技术的生态学转向。调适性技术不再受征服自然的野心的激励，但不必放弃对自然物的控制和改造。调适性技术的主要努力方向是调谐地球生态系统，使之保持动态平衡和生机，它应努力把对自然过程的干预限制在地球生态阈值之内。

    中医技术是典型的调适性技术。西医因注重分析、解剖和提炼纯度高的药品而在治疗许多疾病方面比中医有效。但中医有其高明的地方。中医不是征服性技术，而是调适性技术。中医讲究辩证施治，既重视人体整体性机理的协调，又注重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协调。调适身体的内部机理是中医治疗的主要手段。未来的医学应在重视西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注意吸收中医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在控制病毒、病菌的同时，注意调适人体的内部机理以及人体与环境的关系。

    生态农业技术也是调适性技术，例如，不用杀虫剂，而利用生物圈内部不同物种之间的相生相克去限制“害虫”的生长繁殖。过分依赖化工的农业已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生态农业是未来农业的必由之路。

    生态学和生态技术应成为21世纪新科技的典范，新科技的主要作用就是调适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它将服务于人类的幸福生活，而不服务于人们的征服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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