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政治重建
促进经济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的整合
郭忠华：关于“发展规范”(development imperative)的问题，您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拥有经济发展的权利，哪怕是这种发展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提高了排放和温室效应。但在我看来，这种发展路径至少造成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促进者;二是使发展中国家以后的气候变坏，治理成本增高。因此，您能否具体谈谈发展规范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呢?
吉登斯：发展中国家显然不能走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老路，它们要以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的经济融合和政治融合的方式谋求发展。发展规范原则主要指发展中国家具有经济上取得发展的权利，经济发展是解决发展中国家贫穷的唯一可行之路。没有经济发展，也就不可能使这些国家的气候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尽管就目前而言，发达国家仍然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造成者。发展中国家在谋求经济发展的时候，可能会比目前造成更多的排放，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这些国家在发展，它们的经济总量在增加。一个经济停滞的国家当然排放会低。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会是解决其气候变暖问题的基础。因此我说，发展规范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说哪怕这一发展过程在短时间内造成了温室气体的提高，都要谋求贫困国家的发展。
但是，发展中国家目前已经形成了某种协作机制，尤其是在科技协作方面， 12月份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也许会取得某些成就。当然，发展中国家在谋求发展的时候，还是必须注意要从一开始就把经济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整合在一起，这可能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讨论的经济融合问题上来了。融合是一种理想的类型。例如，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的确很快，但是，我也强烈建议它必须充分考虑这种融合。如果从我们的文明的可持续性角度来考虑，我们要发展的也必须是那些低碳经济，促进低碳技术的发展。我很希望看到，在工业化的下一个阶段，中国成为低碳技术的先锋。在这方面，韩国倒是一个先锋，这不是说韩国的科技比中国发达，或者说比中国具有更多的资源，实际上这个非常不幸的国家，是一个造成了环境巨大破坏的国家。但是，韩国突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希望这种情况也会突然出现在中国，尤其是在地方层面。中央政府良好的政策目标，在经过层层官僚制过滤之后，不会变成地方经济或者GDP的考虑，而是注意其他一些更加无形、更加惠及子孙后代的气候和环境问题。当然，要改变这种情况不容易，这里也没有什么简单或者普遍的先例可循，但却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其实，现在中国的发展就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如北京出现了令人吃惊的肺病数量和汽车拥堵等。发展所导致的功能紊乱(disfunction)在中国已经变得非常突出。
在政治上积极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
郭忠华：“前摄适应“(proactive adaptation)概念似乎在气候变化的政治框架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某种程度来说，本书所有内容都可以看做是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但您早期似乎对“适应”一词非常厌恶，甚至要把“适应”概念从社会科学的词汇表中彻底删除。您现在为什么反过来如此强调“适应”概念了呢?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差别?
吉登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吉登斯悖论”就针对这一背景。气候变化的政治概念框架所涉及的大部分概念都既适用于“适应”，也适用于“减轻”的情形。前摄适应的含义在于，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在未来不可避免地会变得更加严重，我们在采取措施减少气候变化的同时，还必须在政治上积极去适应由此将带来的问题。前摄适应要求以一种长远的思维考虑未来气候变化将给我们带来的后果，从而积极采取预防的措施。除气候变化外，积极适应措施可能也适用于其他方面。例如，在住房建设方面，我们可以建立低能源消耗的住房，这种住房在屋顶和正面都安装大阳能面板，使之能充分地利用太阳能，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同时有效地减少火灾。政府在长远政策规划和资金安排上必须充分考虑这些方面。对于未来十到十五年的潜在风险，政府必须在今天就着手进行预防，尽可能限制可能出现的风险。以中国为例，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依赖于河流，那么，中国政府可以建设更多的水电站以防止水灾频发的问题，这对于中国来说或许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前摄适应的含义在于不是等到风险已经出现以后才着手应对，而是必须有超前和长远的思维，尽早着手，建立相应的责任机制。这一点在应对未来的极端天气状况方面非常必要。
我所使用的“适应”概念与进化论中的“适应”完全不同。后者指人类个体如何适应其生存环境，气候变化政治中的“适应”则更强调技术创新的含义。前者完全忽视了人类个体的能动性，把个体的生活看做与其他动物一样，是一种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活动。我们都知道，人类生活实际上并非如此。行动者具有自己的目的，能够按照自身的目的去改造其生存环境，而不仅仅是“适应”。我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使用“适应”这一概念，实际上出于两种理由：一是“适应”在有关气候变化的文献中已经得到广泛的使用，的确，你已经无法抛弃这一概念而另创其他概念。另一方面，我所使用的“适应”不像进化论那样，忽视人类个体的能动性，而是非常强调超前思维和主动应对，就像我刚刚讲前摄适应时所强调的那样。适应可以划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事后适应，二是对未来的适应。从我对概念的使用你就可以知道，前摄适应指的是后一种情形，进化论的“适应”则基本上指的是前一种情形。
郭忠华：最后我还想请您谈谈对于中国的看法，您认为在处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中国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吉登斯：我希望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能够扮演一个更负责任的角色，作为平等的一员，与美国、欧盟携手并肩，制定更加透明的生态政策，认识到只有这样才是对世界社会的未来作出贡献。但讲句实话，天知道这些愿望如何才能得到实现。但是，正如我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的最后一章所说的那样，世界社会最后说不定变成了“索马里”，各个国家围绕着资源在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你经常可以看到，各次峰会，实际上是围绕着非洲等地的丰富资源在进行争夺，世界各主要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则是其中的主角。这也正是我致力于主张“协调政策”的缘故，中国领导人应当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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