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家:二氧化碳排放对全球变暖影响仍难确定
方精云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长江特聘教授,生态学系主任。
主要从事植被生态学、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植物生物地理学的研究。他建立了我国陆地植被和土壤碳储量的研究方法,较早地开展了碳循环主要过程的野外观测,构建了中国第一个国家尺度的陆地碳循环模式,为我国陆地碳循环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还系统研究了我国大尺度的植被动态及时空变化,揭示了我国植被生产力的变化趋势、空间分异及其对气候变化响应的规律;系统开展了我国植被分布与气候关系的定量研究,提出了基于植被气候关系的我国植被带划分的原则和依据,首次采用统一的调查方法研究了我国山地植物多样性的分布规律。
7月9日,周五,晚上10点钟。记者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拨了方精云的办公电话,可没想到,他居然还在办公室!日程表已排得满满的他,终于答应在周六下午挤出半小时来接受采访。
方精云,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
最近他之所以这么忙,是因为除了自己所做的研究,他还有一项“额外”的工作。今年5月初,应联合国秘书长的要求,国际科学院理事会宣布组成一个独立调查小组,对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工作程序与过程进行调查。而方精云正是这个调查小组的12名成员之一。
在一间几乎没有任何装修、到处堆满书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脚穿拖鞋、身材健壮的方精云。
非常观点
温度对二氧化碳的敏感性还有待研究
“其实我本来是研究碳循环的,只是气候变化涉及到碳汇,所以就把我也拉进来了。”方精云笑着说。而实际上,他所做的,并非如此轻描淡写。
去年哥本哈根谈判前夕,受中科院学部委托,方精云带领他的团队奋战了两个多月,对全球主要国家的碳排放趋势和排放量做了详细测算,并据此对我国的气候谈判政策提出了建议,受到了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
对于气候变化,方精云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温度对二氧化碳的敏感性还有待研究。
“如果二氧化碳浓度导致了温度的变化,那么两者增量之间应该有很好的相关性,但就目前的研究看来,并非如此。究竟是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引起了气候变暖,还是气候变暖导致了二氧化碳浓度升高,还不好说。”
“搞不清楚的事就应当承认搞不清楚,这一点科学界应当告知大众。”方精云强调说。
另据方精云的研究,全球自然和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250PgC(1PgC相当于10亿吨碳),其中自然活动排放240PgC,人类活动排放9 PgC—10PgC。全球海陆和大气二氧化碳的吸收总量230PgC。照这样估算,地球总排放量与吸收量之间不能达到收支平衡,相差约有20PgC,这是目前人为总排放的2倍,可见大气中二氧化碳来源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这是最近人们才意识到的事情。”他说。
碳汇测量也有不确定性
2009年4月,方精云与他的同事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The carbon balance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s in China”。根据他们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平均每年增加0.19PgC—0.26PgC。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汇大小相当于此间中国工业源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28%—37%,显著地高于欧洲(7%—12%),而跟美国相近(20%—40%)。
不过,方精云表示,与气候变化存在着不确定性一样,陆地碳汇的测量也有着不确定性。他解释说,首先是生态系统自身的复杂性,有森林、草原、水体的不同;再者,还有时间与空间上的变数,比如森林碳汇在雨水丰沛的年份就要比干旱的年份大,而土地用途的改变,也很难及时跟踪。因此,如何对陆地碳汇进行精确的测量,就成了碳汇研究的课题。
今年7月9日,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启动实施,方精云便是第一届专家组成员之一,并担任“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源汇特征及其全球意义”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这个项目就是要准确的计量典型地区的碳汇,并摸清其形成机制。”方精云介绍说。
为此,他们选取了草地、森林、农田等5种具代表性的陆地生态系统做具体的研究,以更精确的知道比如一片林子,它的树干能有多少碳汇、树枝又有多少,树林的土壤有多少碳汇,都需要具体弄清楚。“这里面,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土壤的碳汇,很难测算。”方精云说。
非常经历
2009年6月,我国首届野外科技工作会议召开,对在野外科技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方精云荣获“全国野外科技工作先进个人”称号。而这一称号也许是他科研足迹的最佳见证。
方精云首次采用统一的调查方法,较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山地植物多样性的分布规律。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的团队调查了全国近60座山峰,积累了非常好的植被调查数据。外国专家了解到这项工作后,觉得一个研究小组竟能把中国的主要山地调查一遍,实在是不可思议。而这样的研究过程,也给方精云的人生带来了不一样的经历。
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90年夏季,方精云参加中日合作的喜马拉雅山南坡生物多样性调查,主要工作区位于藏东南的波密、林芝和藏西南的樟木—聂拉木等条件极端艰苦之地,并在珠峰脚下海拔5000—5800米的高山冻原地带,进行生态和环境测定。3个多月后,正当所有工作都已完成,准备离开野外工作点的时候,方精云一下子倒下了。
他被送到日喀则的第八陆军医院,被确诊为急性肺水肿,这是高原病中最严重的一种。在急救室里呆了5天5夜,方精云没有下过病床,手脉每分钟跳到210次。同行的科考队员们都开始考虑他的后事了。但是,凭借顽强的意志,他最终渡过了危险期,不久又恢复了过来。
“经历过那次的遭遇,以后再苦都不算什么了。”方精云坦然地说。
1995年,方精云参加我国首次北极科考。北极的路每一步都与危险和死亡相联。在飞往北极的途中,他所乘坐的飞机突然出现了故障,有坠毁的危险。空服人员让乘客留信息,飞机上一共12位乘客,一些人已经开始写遗嘱。所幸的是,飞机后来临时降落在中途的一个简易机场,才化险为夷。
“搏命”的科考换来大量宝贵的样品、资料。方精云采集了大量北极动植物和环境数据,对其生物、冻土、冰雪和大气的化学成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观测,研究结果为我国的北极研究提供了实质性的原始基础数据。
那一刻手握奥运圣火
2008年8月6日,北京鼓楼外大街,观看奥运火炬传递的人们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
方精云是第189号火炬手。在奥林匹克的舞台上,虽然属于他的只有短短几十米,但留给方精云的,却是一生的印记。
2007年9月,方精云正式入选北京奥运会火炬手名单。同时,作为北京高校系统唯一代表,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全国奥运火炬手宣传片的拍摄。
关于火炬传递的意义,方精云有着自己的见解:“奥运火炬传递一直以来象征着光明、友谊、和平、进步,但它还应具有更深层次的内涵,那就是它象征着开启文明、崇尚知识、繁荣智慧,用理性的光芒促进人的自我发展,而这也正是我们想做并正在为之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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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家眼中的“后天”
我看了《后天》。对于地球前景的看法有乐观派,也有悲观派,我本人是比较乐观的。那就是说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想想,多少年前,有多少人都在说到什么什么时候地球就要毁灭了,但是现在地球不是挺好的吗?
其实我们在讲环境质量在变坏的同时,很多国家的环境是在变好的。比如欧洲、北美,尤其是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实现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时期,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但现在环境非常好了。所以,关于地球会毁灭,我觉得倒不用那么太担心。
但是也有不少人很悲观,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些感受。记得1996年,我去加拿大做访问学者,当时大家都在讨论地球的人口增加了多少以后地球会怎么怎么样,有个教授很镇静地、一本正经地说,你们不用担心,到了那个时候地球就已经完了。当然他是半开玩笑的。
总的来说,人类在利用自然、利用地球的同时也会想办法保护它。比如气候变化公约就是保护地球的很重要的行动,尽管这里面有难度,但是大家都在努力,都在争取。关于如何拯救地球,我觉得还是要从现在做起,从每个人做起。要节能减排、低碳,要生态文明,不要发展得太快。
(摘自2009年12月,方精云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以“哥本哈根会议与气候变化的应对”为主题与网友进行的在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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