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华：减缓气候变化 重在行动与绩效

　　英国知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和马丁·里斯联名吁请国际社会，尤其是美、中、欧等主要经济体携起手来，尽快促成国际协定，减缓气候变化。作为一名长期从事能源与气候变化政策研究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对此深表认同。呼吁需要得到积极响应，协议需要加速磋商；但更重要的，是要采取行动，考察实际绩效。

　　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尽管有不同声音，尽管认同不确定性，但鲜有严肃学者否认气候变化的事实、未来严峻的趋势和减缓行动的迫切性。尽管哥本哈根协议没有获得法律认可，但它所凝聚的国际政治共识是前所未有的，那就是：减缓气候变化，将全球温升幅度控制在不超过工业革命前2摄氏度水平。不论极端天气事件是否与气候变化直接关联，这些事件给人们的警示是不言而喻的。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中国历史上饱受气候灾害的肆虐，对保护全球气候紧迫性有着深刻认识。1998年的全国性洪灾、1954年的长江流域大洪涝、1879年长江流域千年一遇的洪灾……生命财产的巨额损失，人们刻骨铭心。气候灾害频次和强度增加，使我们认识到气候安全的挑战更为严峻。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决心，不仅仅是气候安全需要，还有能源安全因素和可持续发展的考虑。中国目前的汽车拥有量不足欧盟、日本的1/10，美国的1/15，而汽车燃油的一多半源自进口。中国的石油储量只够11年的消费。我们可以进口，石油探明储量还可能增加，但地球的绝对有限性，表明我们不可能无限增加原油供给。2008年，中国人均电力消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不足美国的1/5。化石能源燃烧引发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健康损失乃至于生命代价，说明中国的减排，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同时，中国需要通过发展来适应气候变化。三峡大坝的防洪效用，成功拦截了2010年长江洪峰，保护了荆江大堤，维护了武汉安全。没有发展，中国的气候安全就没有保障。许多发展中国家受极端气候事件影响严重，欠发达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原因。发展所需要的能源中，富碳的化石能源最为廉价，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国家的首选，中国也不例外。这也说明，中国在过去40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从不足世界平均的1/4，到目前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跃居全球首位，是发展驱动的。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只有47%，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未来的发展任重道远。显然，我们不能走常规的高化石能源消耗的发展老路。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低碳发展源于可持续发展，加速于应对气候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提高能效、保护环境、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发展农村户用小沼气、大规模植树造林，以及计划生育，对温室气体减排的贡献极其重大。举世关注的三峡大坝，每年提供的零碳电力相当于5000万吨原煤，所避免的二氧化碳排放，超过瑞士、瑞典两个国家2008年排放的总和。2009年年底，中国政府向世界明确承诺，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从当前的9%提高到15%，森林面积增加4000万公顷，蓄积量增加13亿立方米。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表示，中国言必信行必果。当前中国规模以上钢铁企业吨钢的综合能耗，已经好于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的平均水平。风电装机容量增长（绝对量和速率）幅度引领全球，太阳光伏设备生产全球第一，核电投资全球最大。

　　应该说，中国减排的行动与绩效，许多发达国家遥不可及。中国也意识到中国排放的峰值尚未到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至少有1/5的排放随产品出口，并没有为中国人所消费。中国人均排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不足欧盟的一半、美国的1/4。美国可以由国会出面阻止美国承担相应的减排义务，欧盟可以通过境外购买减轻内部减排压力；中国为了完成“十一五”20%单位GDP能耗下降目标，一些地方政府强行断电，企业停产，居民无电。中国的这一做法不可取，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政府的决心。我们还要中国怎么做？

　　由此回过来再看安东尼·吉登斯和马丁·里斯的公开信，我发现他们呼吁的内容似乎少了点、虚了点；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要求，有些不切实际。中国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一直努力做到极致；再做，似乎力不从心。但是中国没有放弃。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有资金、有技术、有人才，完全有可能而且应该率先垂范，将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降到世界平均水平以下，从而给发展中国家的低碳发展做出榜样，看到希望，增强信心。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全世界的挑战。这就需要国际联手，尽早达成国际协定。中国的态度是积极的，与发展中国家一起，致力于落实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未能完成，我们寄希望于坎昆；坎昆有阻力，我们致力于约翰内斯堡。我们不应放弃，我们不会放弃。（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