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垃圾处理令人担忧
 
    北京，南六环向西6公里，沿着一条极为坑洼的土路，记者终于找到这个名为“480仓库”的厂房，这里就是“北京市危险废物处置中心”。站在门口的乔王林先生向记者解释：“取仓库这个名字是因为当地人忌讳。”
 
    在北京仅有的几家电子废物处理厂中，这里是目前唯一有环保局授权书的一家。出乎记者意料的是，这个占地近41亩的院子只盖了两座仓库和四五个处理间，大片的空地让整个院子寂静得有些可怕。“因为各种原因，项目建到一半停下了。”乔站长无奈地摆着手。
 
    乔站长的这家处理厂每年处理电子垃圾量不及总量的2／5。一边是正规处理厂“食不果腹”；另一边，个体收购户从市民手中廉价收购旧电器，改换包装重新投入市场。废弃的有毒元件则被轻易地扔在一旁，成为危害环境的“定时炸弹”。人们一边制造电子垃圾，一边又深受其害。

    刘福中说：“目前对于电子产品，人们的处理方法通常都是卖给废品回收人员，也有人送给更需要的亲戚朋友或直接丢在垃圾堆里。然而无论是哪种方法，电子垃圾最终都会被送到不正规的小作坊里去非法拆解，经翻新改装之后再回到市场，其中很大一部分被销往农村。”
 
    这也是刘福中先生最担心的事情。“所谓去向不明的20万台电子废物，除一小部分转到外地处理厂外，绝大部分都进了‘地下作坊’。电子废物在那里被重新组装，没用的元件则被随意丢弃。广东的贵屿镇就因为‘地下作坊’太多，土壤被严重破坏，现在被绿色和平组织作为典型来研讨。”他激动地说。
 
    然而，即使是“京环”这样的正规处理厂，拆解现状也并不乐观。在“京环”的处理间里，记者看到工人正戴着口罩手工拆卸计算机键盘和显示器。“我们这个厂目前只是人工拆解，只能保证不让废旧的电器再度流入市场。我们做不了分解、提炼工作，据说日本的处理厂能把有用的资源回收利用。”乔站长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的电子废物处理主要是拆解、焚烧和填埋。“京环”主要进行拆解，“红树林”进行焚烧，窦店在建的一个处理厂将负责填埋。至于深度提炼、回收再利用，固废处处长王大卫说：“目前资金和技术都达不到。”
 
    “现在收支刚好平衡，没有能力再扩大生产规模。”乔站长对记者说。他给记者算了笔账：打印机厂商每吨支付给他1000元收购费，但1吨显示屏的实际处理成本是7000元。这中间的差额只能通过大宗、长期合作来弥补。
 
    乔站长曾经算过，填埋１吨有害物质的成本是8000元，焚烧1吨有害物质成本4000元，显然企业单凭自身力量无法承受。“我们认为，电子垃圾处理应该走这样一条路：国家出资建设处理厂、生产者付费养厂、处理厂实现利润。”刘福中先生说。
 
    相比家庭产生的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生产商是电子废物大宗而集中的制造者。国外实行的“生产者负责制”在我国却难以推行。乔站长告诉记者：“现在的合作方基本都是外资电子产品生产商，国内的企业几乎不与我们合作。”刘福中这样评价：“国内电子厂商至今还没有‘谁生产谁付费处理’的观念，这不单纯是环保意识的问题，这说明我国制度建设比较薄弱。”
 
    事实上，电子垃圾问题已经在发达国家率先引起重视。比如，欧盟规定，欧盟境内的电器制造商有义务回收各类废旧电器，并在电器生产过程中更严格地限制使用特定的有毒原材料。日本从2001年起，制定实施《家电回收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生产企业必须承担回收利用废弃家电的义务。
 
    近年来，中国对于电子垃圾管理也越发重视。今年3月1日，由国家发改委、环保总局、商务部、工商管理总局、海关总署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制定的《电子信息产品生产污染防治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法规提出对电子垃圾的管理建立多元化的废旧电子回收体系和集中处理体系，实行分散回收、集中处理。回收处理企业实行市场化运作，国家在政策上给予鼓励和支持。
 
    专家指出，在电子垃圾处理的整个链条上，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各环节上难以形成联动的合作。然而，目前国内在电子垃圾回收处理上，亟需加强渠道、技术和资金方面的合作。联想集团目前已在电子废旧产品回收环节做出尝试，而相对于更多的国内电子产品生产企业，相对于资金支持等更多合作步骤来说，整个处理链条仍显得困难重重。[记者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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