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生态守望者
性格
“环保监督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成员来自各行各业。记者同正参加座谈会的监督员们交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年龄越大劲越足。
今年72岁的汪祥荣大伯是个爆性子，嗓门大、声调高，做事风风火火，急了要骂人。一开口，就叫人感到了他的直率:“我看着垃圾、污水就不舒服。村民们推荐我当监督员，我是要管的。看到有人往溪河里倒垃圾，我就问他:‘这像是人做的事吗？！’”他说:“我家上游有家造纸厂，常常偷排污水，上面来检查时就好些，过后又是老样子。我就夜晚去查，一看到厂里偷排，就给县环保局打电话举报。可偷排是一阵阵的，有时等到环保的同志来了，水又清了。厂里有人恨我、骂我，我是不怕的。县环保执法大队方大队长把他的手机号码都给了我。可同样是造纸厂，另外一家去年至今都没有偷排过。我想，是不是订个制度:一次查到、两次查到，三次查到就把它关停。”
如果把汪大伯称为“激进派”，那70岁出头的退休教师章德才就属于“稳健派”:“我给你出个主意，请这两家厂的厂长一起坐下来，吃个饭，互相交流一下，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他认为，人还是要靠教育；要搞好环保，还是要做好宣传。他不赞成骂，提倡身体力行:“我看到有垃圾，就动手扫好、弄好，以身作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做个榜样。这样做，对人有利，也有利于己。”他的招数比汪大伯多。比如，他提议把这家偷排厂的罚款奖给那家不偷排的厂；他建议办一份不同于政府内部政务信息的《安吉县环保简报》，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到村里，互通信息，一是宣传政策，二是表扬重视环保、做得好的个人，三是要点名批评。说着，章老师从包里拿出一份《中国环境报》剪报复印件给记者，上面是一篇署名国家环保总局的《加强环境保护减少污染排放》的文章。章老师在复印件上加了眉批:“尊敬的厂长、经理，尊敬的村书记、村长，尊敬的同志们:今天，我特地将国家环保总局《加强环境保护减少污染排》这篇重要文章复印给各位，敬请各位细阅。您若已阅过此文，我想多看有益。让我们真正做好环境保护、村容整洁这项重要工作。我们必须做到:重在坚持、贵在自觉。让我们共同努力！”老姜真辣。
记者问他们，对安吉拿到全国第一个生态县的牌子怎么看。汪大伯觉得当然好，但从高要求严标准来看，还不够符合。他十分看重这份荣誉:“拿到这个牌子是不容易的！上次听说国家(环保总局)来了许多人，有的人就叫我向他们去告。我说这样不好的，还是要在安吉县内自己解决。”老人粗中有细，很是顾全大局。
监督员们遇到的问题都很具体，也大同小异。褚明亮是位村支书，也正为村子上游一家纸厂的偷排愁烦不已:“(偷排)有几年了，村民要去砸厂，我不同意，这是违法的嘛。可纸厂偷排也是违法的呀。环保局多次处罚过，但偷排都在半夜。村民都找我，真成老大难了。”记者了解到，安吉的这些小纸厂都是利用废纸造纸的，因此没有黑液污染，也经过整治，建有污水处理设施。可企业的偷排行为对村民生活还是造成了危害。看来，加强长效管理，对哪里的环保部门都一样，是一道需要认真解答的难题。
女村长王志美有些矜持，她关心的是水环境质量:村里一条小溪被村民的生活污水糟蹋了七八年，水不能吃了。2002年县里开展创建文明城镇活动，河边住户订了保护责任状，承诺不再往溪中泼污水；村里设立了保洁员，负责清垃圾，到现在水质终于好了许多。
周生贵很憨厚，自2005年起当了保洁员，一天两次走村入户搜集垃圾，一年365天，他风雨无阻地干364天，只在正月初一歇一天。看到村里的面貌一天天地变干净了，周生贵觉得很爽。
记者手记:监督员希望由政府部门带着他们到企业去跑一圈，好让自己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名正言顺。作为民间环保人士，他们为环保事业受了不少委屈，虽也有一些埋怨，但却觉得很自豪。
人的性格有先天成就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来自后天的塑造。这种塑造，同个人的经历、学识以及所处的社会、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在安吉，保护好生态环境已是一件妇孺皆知的事，并正在或已经呈现出地域文化的趋同性。而人们性格的差异，则给了这种趋同性多样化的表现。
习俗
皈山乡洛四房村有405户，1252人，人均年收入8900元。村支书郎友富以前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可同记者聊起太阳能来，却如数家珍:“2005年，我们村开展小康示范村建设，想抓出些特色来，就想搞太阳能。”洛四房村地势平坦，柴草紧张，要走20里路才能砍到山里的柴。后来有了液化气，方便是方便了，可是贵呀。为保护村里不多的集体山林，派了专人也难看全。人与山林的矛盾，弄得人与人也有了矛盾。这年，由省科技厅牵线，村里联系上了皇明太阳能集团，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表示要“携手打造中国太阳能第一村”，并给予了产品的大幅优惠。两个月后，除去村里的补贴，每户只花990元就都装上了太阳能热水器。他们算了一下，这样一来，每户可省下50％的能源支出。郎友富说:“这实在是太好了。不单单是钱的问题，还是生态问题、生活质量问题。”他带记者看了几户农家的太阳能热水器。用了太阳能，减少了燃烧带来的烟尘，也改变了村民的生活方式。以前村民洗澡，烧一铁锅热水，男的洗了女的洗，老人洗了孩子洗；现在用了太阳能淋浴器，想什么时候洗就什么时候洗，方便又卫生。拌猪食也不用烧热水，省了很多事。很快，全乡推广了他们的做法。记者问郎友富对安吉建设生态县怎么看？他说:“我看得不远。(湖州)市里的蚕桑制种基地在我们村里。因为生态好，我们的蚕茧卖价高。一般是1400元1担，我们可卖到2600元1担。现在好了，村民们不会再去砍柴了，叫他去他也不去了。”
横山坞村的法宝是家家户户的生活污染处理系统。这个村也是400多户，1340人，人均年收入超过了1万元。不听介绍，记者真看不出村支书郑云法已年近60岁；但记者看得出，这位资深的农村基层干部工作经验相当丰富，工作权威相当稳固。他说，横山坞村生活环境的大变化始于2003年。此前，村里不通标准公路，村民的生产、生活多年徘徊不前。县里那年实施康庄工程，村里通过自筹资金、争取补助，修成了8.1公里规规矩矩的公路。路通了，村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开始改变。2004年，县里又开始大规模地开展农村生活环境整治，横山坞村一下子就跑到前面去了。郑云法告诉记者:“我们召开了户主会，大家来讨论。这个事情对大家都有利，所以意见一致，户户签了字。农村工作讲实在，签字很关键。有一户人家开始同意的，后来又不肯了。我们不管，照样做了，他也没话讲。因为他自己签过字的。”郑云法讲起工作来底气十足。
他们以自然村为单位组织实施，自办材料、包工招标，开展了相互竞争。农户改厕，村里补贴一半，500元。用上了以前城里才有的抽水马桶，村民得到了真切的实惠。郑云法说:“粪缸没有了，苍蝇蚊子少了，疾病也就少了，而且不用出料(挑粪)，省事多了。”到这里，事情还只做了一半，抽水马桶出来的污水还需要处理。在县环保局的指导下，村里再补贴一半，还是500元，家家户户搞起了生活污水无动力湿地处理。听起来复杂，其实也很方便的。在一丛美人蕉旁，县环保局年轻的环保专家小许给记者做了一次现场科普讲解。他说，建一个符合要求的小窖，成本不高，1000元左右即可。图纸由局里统一出，施工由局里负责技术指导，做得不到位就返工，以确保质量。一般是一户一个，条件允许，也可三两家合建。小许特意告诉记者，种植美人蕉是为了“好用”，吸收污水里的氮、磷物质，“好看”是副产品。郑云法说:“环境好了，大家都不会再要脏、乱、差。环境不好，他就会东扔西倒无所谓。”横山坞的脚步还未停，他们正很有信心地酝酿着，准备接纳一个名为“生态圈C”的大型环境项目到村里来落户。
听说高禹镇余石村建起了生态墓地，记者找到了村里的会计谢旭海。他告诉记者，这是村里为了置换村中土地而做的一个项目，得到了县土管局和民政局的大力支持。记者看到，生态墓地里的墓碑平卧，横竖排列整齐，相互间种植着翠柏。记者了解到，数年前农村中推广改土葬为火葬，那对农民来讲，是一次深刻甚至痛苦的殡葬观念的革新。相对而言，这次改革难度要小得多。谢旭海说:“现在观念变了。以前清明上坟到山上，道不好走，棘刺拉叉的。现在大家都开着摩托、坐着汽车来。你看，我们特意修了路。再说，人多也热闹。”
记者手记:一种千万年延续下来的习俗被人们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改变，相对“青山白化”现象的逐渐消除，村民在心灵深处接受殡葬改革的意义更要深远。
村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上面政策的引导和推行成为了一种全社会的良性互动。这在上述的3个村里都得到了印证，而可喜的是，他们都有一个绿色的主题。
理念
记者问崔世豪:“你说，究竟该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还是该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他端着红酒杯愣了一会反问道:“你说，是先喝酒、再吃饭，还是该先吃饭、再喝酒？”
崔世豪，43岁，曾是供销社系统的一名干部，现在是中南百草园董事长兼总经理。他的经营计划雄心勃勃:建设一个长三角地区最大的生态休闲旅游景区，打造成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事务署生态循环经济教育中心。他带记者在他占地3850亩的景区开车巡视，一会儿放声大喊，叫山下的施工人员加紧施工，一会儿停车下去踩踩新压过的路上土实不实。他兴奋地将大块大块的灵壁石指给记者看，又很自得地告诉记者，那一大片天然淡竹是多么难觅。
记者获悉，崔世豪的这个项目，跑的是农口，打的是生态旗，从2000年起，7年时间里，他已经砸下投资1.53亿元。敦实的崔世豪笑着说，他碰到过无数的难题，面前也还有无数的难题。看得出，他是真的投入，真的爱这片目前属于他统辖的山水。记者问:“园里的生态环境能够容纳你不断引入动植物的空间还有多少？”他说:“没有止境。我不断在产出，去年底我就抓起了3万斤鱼。”记者问:“你引入的物种对这里的生态系统会有影响吗？”他说:“你别以为我不懂，我也是浙江省生态协会理事，我的项目已通过了ISO9001和ISO14001国际认证。”记者问:“你的这个项目有什么定性或是定量的具体指标？”他说:“项目开展12年，投入5个亿，年销售额达到2个亿，利税1亿元。”
将经济指标列为一个生态建设的项目之首，崔世豪的套路真有些让人眼花缭乱。所以，就有了本段开头的那段对话。记者听了他的回答，对这位商人将来发财后回哺生态的前景看好。因为，他发财离不了生态。
徐亚良是县环保局长，赵艳是县经贸委副主任。他们是一对夫妻。干环保这一行的，有时会揶揄道:“这不是一对矛盾嘛。”赵艳自己也说:“是，我们在家经常要争的。”
在安吉创建生态县的几年中，徐亚良是理所当然的急先锋。他和全局同事一道，为实现县委、县政府提出的这一奋斗目标尽职尽责，百折不挠。作为同事，赵艳支持、帮助他一起干；作为妻子，赵艳总又担心他人到中年的身体和心态。赵艳还有一个身份:县椅业协会秘书长。这是一个在安吉绝对有话语权的岗位。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培育，如今，椅业已成为安吉的重要支柱产业，生产企业460多家，年生产各种椅子3000万把以上，主导产品五轮转椅市场销售量占全国同类产品的35％左右，转椅产业年产值达62亿元。赵艳告诉记者:“全国三把椅子中，有一把是我们做的。”说着，她笑着瞄了丈夫一眼:“我们的矛盾也就在这里。”她认为，搞工业，生产链拉得越长，产出就越多。做椅子，制革、电镀是少不了的，可这些行业在安吉哪有立足之地。眼看白花花的银子流到了别处，赵艳实在觉得可惜:“他不同意！”尽管她也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可以说了算的。妻子说的话半真半假，徐亚良心里是明白的。生态县要赚钱，安吉的生态优势理应成为发展的良好基础。县委、县政府一直是这样要求的。可千条路、万条路，再也不能走太湖治污前那样的老路。岗位不同，徐亚良觉得自己端的饭碗比妻子更重。他正和同事们一起，按照新一届县委提出的新思路探索新路子。比如，按照循环经济理念发展工业；采用清洁生产方式，电镀业也不再是洪水猛兽；应对国外的“绿色壁垒”，扩大椅业出口，环保局同经贸委该有更紧密的合作，等等。夫妻俩对这一认识是一致的:生态县给了安吉一个新的起点。
记者手记:安吉不是仙境，而是人们生生不息的一块热土。它的发展要求同各地一样迫切，其争取进入全国“百强县”的脚步从上年的107位前移到了去年的104位。
如果把一个县的发展比作一场接力赛的话，那县情就像是运动员们奔跑的赛道；不停步地向前，也不能绕出这循环着的跑道。哪里的比赛都一样，跑出好成绩才是运动员的真本事。
安吉有一条绿色的跑道。
横山坞的麦苗等待春风吹绿，洛四房的桑芽静候春雨润开，大竹海的翠竹也在期盼显现出和风中的绰约风姿。
安吉的环境文化建设，有如这看不见、摸不着的风，轻拂着这片绿色的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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