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环保总局局长：我不怕丢官
推动林业“拐点”的实现
“中国林业的历史性转变”，这是周生贤一本书的名字，但也是周生贤在国家林业局局长任上完成的一件事情。
1999年2月，周生贤调任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林业局的前身林业部在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被降格，随后又说要升格，于是周生贤被调了过来。虽然最后林业局没有变成“林业部”。但周生贤说：“我在这个位置上干得挺愉快。”
周到了林业局后，遇到部门定位的转变——砍树历史被终结，资源保护、生态建设成为首要任务。2000年11月，周生贤出任国家林业局局长。一个月后，他就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递交调研报告，提出将原有的十几个林业重点工程整合为六项工程，并逐步形成以这六项工程为中心的中国林业生产力布局。这六项工程就是后来中央9号文件所写的“新世纪六大林业重点工程”：包括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等。以六大工程实施为主要标志，周生贤宣布，我国林业实现了“历史性转变”——从以木材生产为主到以生态建设为主。
2006年6月公布的第三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表明，56年来全国土地沙化首次实现了逆转——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283平方公里。胡锦涛总书记特别肯定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
松花江不会忘记
2005年11月30日时任国家林业局局长的周生贤接到通知，到中组部候命。“在接到通知之前，我还在着手准备召开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说心里话，我对林业是很有感情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国家的需要是第一位的。我虽然感到任环保总局局长有很大的压力，但对此我有信心。”他坚定地表示。
2005年12月1日，中央刚刚宣布任命，周生贤便出席国务院防治松花江污染会议，然后到林业局交接工作。上任第四天，席不暇暖，5日下午六点半他已经赶赴冰天雪地的东北松花江畔佳木斯市。环保总局一位处长表示，“甚至还没有见到周生贤的面，”他“就去现场了”。
到了佳木斯，他坚持要到监测点去实地察看。佳木斯分布着3个监测断面，相距60公里。陪同他的当地领导说：“看一个就行了吧？”周说：“不行，3个都要看。”到了江堤上，环保部门的人说：“冰薄，路滑，站在这里能看见。”他说：“站在这里看不清啊！”趟着积雪，沿着浮桥，他到江中心察看每一个取样点，与那里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握手，询问每一个细节：多长时间取一次样，什么时候会加大取样频率，穿的衣服能不能抗风寒。
在此期间，“前线”和总局的工作两不误，周生贤安排两位副局长分别在黑龙江和北京协助工作。在前线，他组织制定了松花江污染防控“三步走”的战略部署，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增信释疑，引导舆论，为老百姓赶制喜闻乐见的年画……
佳木斯市环保局局长葛凤岭向《小康》回忆到，周在佳木斯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工作到后半夜两点钟，每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到后期显得很疲倦。面对紧张的工作局面，他着急上火，嘴上起了大泡，当周离开佳木斯的时候还没有痊愈。
在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得到有效防控后，周生贤说：“松花江是当地的母亲河，要爱护她，利用她。这次松花江环境污染的教训，是切肤之痛，震惊了世界。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
履新环保总局下猛药
此前海外媒体曾把中国的环保局，列为世界上最尴尬的四个部门之一，暗讽部门对自身职能履行上的尴尬。周生贤对此也深有了解，他曾毫不隐讳地指出，环保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上任伊始，周生贤即施以猛药，推行了一系列果断措施。12月8日，在检查佳木斯一些企业排污情况时，周生贤对随行的环境监察人员说：“我们环保的权威从何而来？就是通过严格执法，来树立环保部门的权威。”当日他签署就任后的第一个紧急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环境安全大检查；随后，环总局连续否决七个大项目；其后，又叫停11家对饮用水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查处了10家大型违法项目……
在2006年4月18日召开的全国环保厅局长会议上，周生贤透露，以前在林业局，晚上十二点后一般没有电话。而到环保局后，一个晚上甚至四五个电话。环保总局局长这个位置上的工作之繁忙，可见一斑。
2006年5月，周生贤严厉批评了当前存在的破坏环境的开发行为。他明确表示，要实现十一五规划的环保目标，必须坚决做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而关键就在于把好“环评”这个重要关口。
周生贤还在环保系统内部推行环保官员问责制。并公布各省需要完成的环保指标，地方环保官员乃至政府官员完不成就不能提拔，显示新一轮的环保问责风暴正在展开。
“不廉洁的事情坚决不能干”
据同心县的一位干部回忆，周生贤一心扑在工作上，对自己的位置一直不关心。当时任命周为同心县委书记的时候，周还在百余里外的红寺堡植树造林。周当时的职务是同心县副县长，在造林时，有位朋友打电话来说，县委书记这个位置批下来了，上面说由你来担任。回忆此事，周说当时觉得这是朋友在跟自己开玩笑，因为按照报上去的名单，怎么也不会是自己。于是继续在一线指挥造林播种。结果第二天早上组织上就到县里宣布了任命结果，县委书记周生贤。这回接到组织电话的周生贤才从一线赶回县里。这也被一些人戏称说：“周生贤植树，回来就能当县委书记。”
谈到这件事情，周说：“我最讨厌跑官要官了，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把官位看得太重了。”“凡是到我这儿来跑官要官的，肯定无法得逞。”
记者来到周出生的地方，一个用泥坯围起来的院子里面盖了几间房子。周的弟弟周生辉还住在这里，他现在镇上作纪委书记，但自己还在种地，跟当地的农民没什么区别。
据记者了解，周的弟弟当年军队转业回来成了民办教师，转正的需要考试，结果只差1.5分。而当时周生贤就作同心县的县委书记，弟弟找到他，他却死活不肯帮忙。弟弟只能自己努力，第二年考的成绩很好。
当地的一位干部说：“周部长也不提拔提拔他弟弟，这么多年了还在乡里。稍微说句话至少也该作个县领导了吧？”以至于当地很多人说周生贤有点不近人情。
《小康》记者看到旧庄村虽然离镇上不远，但是基本上没有自来水。一位当地的干部说：“前几年镇上安自来水，自来水到他家只有一二百米的时候，想修过去。但周的父亲坚决不让按，说大部分人还没有安自来水，咱们也不能搞特殊。”
快要离开韦州的时候，随行的一位干部偷偷告诉记者说“周的父亲去世不能下葬本村，他家也没说什么话，也没有找县里领导。”因为当地的风俗，汉民不能在本村下葬。但是这个时候，周已经是部级领导了。“只要说一声，县里肯定会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但是周家就是没有跟县里说。”
家庭让我放心
周生辉还记得， 1969年前后，刚毕业回来的周生贤经人介绍娶了邻村的姑娘，下雨的天气，用驴车把新娘子拉回来了，简短的仪式，就算婚礼了。
谈起自己的家庭，周说：“家里这方面情况还是算不错的”。“孩子也都比较争气，家庭除了老伴全家都是研究生，一半是博士，我的三个孩子，都结婚了，还有一个小孙子。”
“我跟我们老伴也是有分工，家里的事我不管，单位的事她不管。我现在拿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我们家里的这些开支，一切都由老伴说了算。我们定这个规矩的时候家里的大事她问我，但是我这结婚几十年从来没有过大事，也没有问过我，都是她在那儿开支。”
采访中《小康》了解到，除了不准夫人参政。周也明令禁止秘书把自己的电话和家庭住址告诉其他人，特别是想来办事的。
同心县的一位老同志回忆， 80年代前后周的妻子是同心县某工厂工会的领导之一，当时按照规定在领导岗位上的工人可以转为干部。按照正常程序报到县委后，结果时任同心县委书记的周生贤首先就把自己妻子从名册中拿下。以后在西吉和到银川后，也有很多机会，但是周生贤始终不同意。以致他妻子最后退休的时候身份仍然是工人。
“(因为子女)品行都比较棒，自己都有自己的事业，家庭现在非常和谐，所以这样反过来就增添我的信心。下午，如果我们谈到五点多，老伴就要来电话，问我今天下午吃什么饭了。”周生贤说。
2005年12月1日，周生贤临危受命成了国家环保总局局长。他如何盘点自己一年多的为政得失？如今他又承受着怎样的压力？
2006年1月8日下午，周生贤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小康》杂志的独家专访。
《小康》：您希望环保总局在民众心目中是什么形象呢？
周生贤：环保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真正列入议事日程，所以流传着这样一个话，“环保嘛，就是宣传起家，收费养家”；国内说我们是“三涩部门”，就是地位苦涩，关系青涩，囊中羞涩。
而我在调查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环保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调查的结论是，一部环境保护的历史，就是一部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史，所以环境问题必须跟经济结合考虑，环境问题才能列入应有的议事日程。
我当时就认为，搞好环境保护的“牛鼻子”就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跟环境保护的关系，后来我就围绕这个问题做调查研究，给中央建言献策。在这个调查研究基础上，中央开了第六次环境保护大会， “制定了新时期环保工作的部署”。环保资金从2006年开始，特别是从2007年开始相对有大幅度的增加。虽然时间非常短，但在很大程度上环保进入了一个、扮演了一个从综合部门进入宏观决策部门的角色，改变了前面那种尴尬的局面。
通过这些年的工作，我们正逐步改变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环保工作形象。
《小康》：这一年多来您觉得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周生贤：最遗憾的是我们的约束性指标“没降反升”。
中央把GDP作为预期性的指标，而把能源和环保这两个指标——单位GDP节能20%，污染总量控制减少10%，作为约束性指标。
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应急中心共处置环境事件159起，是2005年的两倍。但这一年执行的结果，约束性指标不但没有降下来，反而升了。这是不是我们的工作部署有问题呢？你看中央花这么大的力气，我们也是把吃奶的劲都用上了，迎来的就是“不降反升”，所以这既是我遗憾的一件事情，也是压力最大的一件事情。
《小康》：您是从基层老师、公社书记做起的，您觉得基层的经验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周生贤：一方面，我在省里干了30年，在北京干了10年，过去30年我是向上看了30年，从下面向上看，调到北京以后我是从上面向下看，有好多问题才清楚。回过头来这样一看，过去有些事可以不那样干，也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另一方面，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制定方针政策毛病也比较多，为什么执行的时候有些东西落实不下去，因为执行政策的过程当中，结合实际方面还有差距，所以现在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哎，我们现在都是抓落实不够，一个是抓落实不够，难道都抓落实不够吗？所以在政策制定过程的当中出现了问题，这样“一上一下”才看清楚了。
《小康》：您怎么看讲真话跟官位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你怎么处理？
周生贤：如果你把当官作为一个工作和为人民做事的一种条件，而不是一种可以追求的东西，你就会当的很轻松。你比如讲“不降反升”，我并不怕我丢官，我甘心在丢的时候，丢的活该，丢了我也高兴，但更重要的咱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不是说指标“光降不升”，和2005年相比，2006年的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增幅分别下降了11。3%和4。4%，应该说成绩不小，可我更多地是考虑中国的环境状况必须要改善和提高。
《小康》：2006年4月，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关键是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您如何看这三个转变？
周生贤：三个转变是历史性的、战略性的、方向性的。总理讲话时全国近12万人听了报告，用电视电话的形式传下去，全世界为此发了两万多条新闻，评总理这三个转变的思想。
所以这个思想提出来以后，应该说成为中国环境保护的一个里程碑。所以我们就根据三个转变的思想，制定或调整了现有的不符合三个转变思想的一些法律法规，补充了一些规章。尽管现在做得远远不够，按我们的设计是三到五年清理完毕，现在应该说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中国人说的好，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所以我现在对此还是非常有信心。
《小康》：据我们所知，环保总局曾利用2个月的时间进行机关思想作风整顿，您怎么看待当前有些部门的机关作风问题？
周生贤：机关整顿的目标是有限的。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先进性教育整改不到位的问题，群众意见很大；第二个就是部分干部对“三个转变”不适应的问题。当时机关整顿的时候，先进性教育给大家承诺的东西有些没有兑现，比如说住房问题，几百户人没有房住。有一套房子，争得头破血流，这种问题特别突出，等等，都需要通过整顿来改善和加强。现在回过头来看，整顿达到了预期目的，基层的同志普遍反映总局的作风有了明显改进。机关的同志工作劲头也更足了，心气更顺了。
《小康》：您当林业局长时在中国林科院上了两年的研究生班，到了环保总局有什么打算？
周生贤：在林业局当局长时，开始的时候我几乎连什么是林分都搞不清楚，心里很着急。这样怎么能胜任工作，怎么与专家学者在同一平台交流？于是我痛下决心，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到中国林科院研究生班上课，一直坚持了两年。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到环保局工作，这也是我最不熟悉的一个行业。所以现在我又在中国环科院进行学习，我加入他们的研究生班。我是去年的元月7号进去的，到现在已整整一年。记得那天是2007年元月8号，正是一个学期结束放假的日子，校长说，局长，从下一周开始放寒假，你可以不来了，开学的时候再来。我说好，他们说局长，我说这个不是局长，全都是你的学生，都应按学校的制度办。
《小康》：《中国林业的历史性转变》一书出来在国内国际均产生巨大影响。很难想象这本书是利用节假日写出来的。您如何看自己的这部专著？
周生贤：这个书没有一个人给我帮忙，我不会打字，我都是写出来的，让他们去打。所以这个书要有艺术的语言概括，就是把真诚献给人民，发自内心的，对中国林业的热爱。
《小康》：但现在很多官员因为没有时间去学习，也没有时间写书。
周生贤：一天挤出来半个小时读书，你一年就可以读好多书，我就不信谁连半个小时都挤不出来。
《小康》：那您怎么看待学习呢？
周生贤：首先有一个认识问题，你为什么要学习？你学习干嘛呀？我的目的很明确，我学习是为了弥补自己专业知识的不足，不是为了图虚名，搞学历。我是工作当中遇到问题解决不了、影响决策才学。比如污水治理这个东西不清楚，你不可能有正确的决策，这就是我学习的目的。记得当初在中国林科院研究生班毕业的时候，中国林科院要授予我博士学位，我坚决不接受。学习要能坚持下去，学习要有三股劲：第一，读懂弄通靠钻劲，这也是我的经验；第二，长期坚持靠韧劲，我认为地方官就应该讲地方话，所以我在宁夏就讲宁夏话，到了北京也讲北京普通话。我开始来北京的时候，念一个文件要出一身汗，现在可以了；第三就是获得时间靠挤劲，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挤它总是有的。
周生贤推荐的3本必读环保书
《寂静的春天》——告诫人们不要自掘幸福的坟墓；
《增长的极限》——预言世界如不重视环保问题将面临的灾难性崩溃；
《只有一个地球》——没有环保的繁荣是推迟执行的灾难。
最近我们把此书版权买回来了，我写了一个序，重新出版了。我想以后有机会把这几本书推荐给所有的省委书记、省长。
“从沉痛的代价到宝贵的觉醒，我认为人类痛定思痛的觉悟都集中反映在3本书里，这也是环保工作者的必读之书。”这位环保工作的领头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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