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位专门从事自然保护教育的科普工作者，现为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副教授级高工、副主任。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理事、专业杂志《野生动物》编委。2000年“地球奖”及“北京十大杰出青年”、“首都劳动奖章”、“科普大使”称号的获得者。

　　1987年，我放弃了原来学的经济学专业和经商生涯（当时因业务突出而获“北京市新长征突击手”），改行从事动物保护工作。在进修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函授课程的同时，先做过金丝猴、黑猩猩等动物的饲养员及灵长类研究室主任；曾作为中国猴类专家在国外工作；曾多次参加动物救助活动，几度赴秦岭、岷山、邛崃山等地进行野外考察探险，获国家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曾创立动物保护教育基地，主持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迁地保护中的公众教育”课题并被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推荐在印度进行环境教育国际培训与交流；近年积极从事户外观鸟、以反对捕杀、食用、笼养野鸟之陋习；勿食野味，莫以自己一时的口腹之欲，断送后代人永远的口腹之需……长期的动物保护实践与环保志愿活动，多方面地与国内外自然保护同仁合作，交往以及对中国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社会、环境状况的深切关注，使我成为一名有特殊经历与风格、以生态保护教学为主的科普工作者。

　　十年来，为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人与自然”译写节目脚本数十篇，频繁地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进行动物保护科普宣传，经常在大、中、小学讲台上声情并茂地进行题为“生态、生命、生活”的科普讲座，并为大学生物系讲“灵长类行为”、为大学旅游专业讲“生态旅游”。多年来，笔耕不辍，在各种报刊、书籍中发表自然保护文章近百篇。我认为科普不仅有科学知识和方法的普及，更要有科学精神和素养的教化，因此，在我“口诛笔伐”、奔走呼唤中，既普及生态知识，又宏扬生态伦理，更推行绿色生活，形成所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的科普风格，先后被一些报刊、团体、学校聘为特约撰稿、科学顾问和校外辅导员。

　　为使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生物多样性理念深入人心，为更多的公众所理解和接受，我利用各种手段、各个场合、面对不同团体开展科普活动，并自诩为“全天侯”科普工作者或称“四不象”：在讲坛上人称“教授”（象老师不是老师），在编辑部人称“作者”（象作家不是作家），在媒体上人称“专家”（象专家不是专家），在麋鹿苑对游客讲解时人称“导游”（象导游不是导游），甚至被单位领导戏称为“环保神父”，对此，我既感到荣誉，是价值的实现，社会的认可，又感到压力，一个合格的科普工作者必须博采众长、深入浅出才能成为科学与大众的纽带，才能努力成为野生动物的代言人。

　　在不久前闭幕的中国青年科学家论坛上，我有幸作为一名青年家者被邀请与会并发言，当我做了“围绕物种灭绝开展环境教育”的报告后，与会的众多科学家反响强烈，一致认为自然保护的科普工作非常重要，还委托我主笔起草了“拯救物种 保护自然”之宣言。

　　在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我创意建造了诸如知识翻板、绿色名言牌、保护指南牌、绿色地球迷宫、触觉听觉游戏、世界灭绝动物墓区、中国传统护生壁画、动物行为模仿游戏、动物之家系列等科普设施，作为固定展览“麋鹿沧桑”的文字撰稿，并编写了自然保护宣誓、环保拍手歌、动物角色扮演等环境教育活动。1999年12月，中国科协、中宣部、科技部将麋鹿苑命名为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郭耕本人也被授予“全国科普先进个人”称号。为了中国的绿色文明，我还有更多的东西要写，更多的课要讲，更多的节目要做，为无告的自然请命、为无辜的野生动物申诉，我的自勉是“杜鹃啼血声声呼，不信绿色唤不回”。我编写或参加编写的书籍《世界猿猴一览》《灭绝动物挽歌》、《保护环境随手可做的100件小事》、《鸟兽的绝唱》相继出版。《世界猿猴亲仔图》也即将付梓。尽管仍然两袖清风、甚至有些疲于奔命，但是，为了野生动物的生存权利，为了子孙后代的永久利益，我觉得这样的努力与付出，既充实又崇高，毕竟我是在进行一场为全球生灵的解放、弘扬生态伦理的绿色长征。

　　“睡去、感到生命之美丽；醒来、感到生命之责任”！

　　附：——郭耕，一个“四不象”的发言：道德科学与环境教育

　　现在，人们喜欢说这句话“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会成为什么样的力量，实在值得反思。“每一份文明的记录，恐怕同时也是一份野蛮的记录”。这句听似刺耳的话，其实充满哲理。

　　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一些所谓的杰出发明，尽管一度辉煌、倍受赞誉，可是，从对生命的关照、从对整个时空的视角来评判，有多少令人眼前大受其益的发明，竟无异于制造永远的祸端。

　　滴滴涕的发明便是典型的一例。1948年，瑞士科学家保罗穆勒(1899-1965)因发明滴滴涕而获诺贝尔奖。这种全名为二氯二苯三氯乙烷的化学制剂，在控制战后疫病、灭杀昆虫方面显示了神奇的功效。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人们发现它是破坏生态之链、毁灭动植物种、危害健康导致病患的罪魁祸首。地球千载不变的燕语莺声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万物萧疏的“寂静的春天”。

　　难道科学发明会有错吗？当然！滴滴涕的发明可以说是科学家诸多败笔中的一次。现在，尽管全世界已禁用滴滴涕，但其残毒仍然顽固地滞留在大自然的循环中，连远在南极的企鹅也在劫难逃，其血液中就发现有滴滴涕的残留物。其实，随便一项“科学”的发明，无不隐含利与弊的双重性；

　　每一位发明家都面临造福与造孽、急功近利与从长计议、不仅要杰出更要伟大的选择。关键在于是否以“仁”为本、善待生命，而对环境的保护就意味着对生命的善待。任何一项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发明创造都应受到道德法庭的审判，任何一位发明家都必须履行科学对社会的责任、遵守道德规范、抵制有损公众利益的研究，否则，科学的“双刃剑”势将落在我们的头上。毕竟，没有文化的技术是危险的技术，缺乏道德的科学是邪恶的科学！1999年6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科学大会上，英国一位核物理学家就尖锐提出，科学家是否应为人类社会环境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

　　前不久，清华某生制造的伤熊事件，既令人愤慨，更发人深省，它可谓一种警告，一个信号：我们（社会）的教育是不是有问题？否则，这么一个高才生，怎么会如此高智商而低情商、有才而少德？

　　我是一个环境教育工作者，西方叫Environment Educator，我们环境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的是，我们不仅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有才有识的、合格的社会公民，更要把孩子们培养成一个有德有情的、合格的地球公民。德才兼备是我们的期望；无德无才，是我们的失误；但有才无德则是我们的悲哀，因为，科学知识掌握在有德者手中，会造福；科学知识掌握在缺德者手中，就会造孽。

　　那么，何为有德者呢？一位哲人说：“只有当一个人认识到，他人和动植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这个人才算是有道德的”。西方强调敬畏生灵，东方强调厚德载物，异曲同工。

　　诚然，圣雄甘地曾言“人类的伟大之处，与其说是善于改造自然，不如说是善于改造自我”。只要我们勇于痛改前非，甘愿以人文关怀和环境伦理指导、约束技术行为，将发明创造的负面影响尽量限制在较低水平，以天地良心之大智慧控制投机乞巧的小聪明，人类的文明就不至于“从砍第一棵树开始，从砍最后一棵树而结束。”

　　所以当我们在向孩子们灌输科学知识战胜自然、征服世界的武器时，千万不要忘记提醒他们，如果自然被征服、被毁坏，那么，我们自己也就失去生存的根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怎么对待自然，自然终将如何对待我们。这也是在一百年以前给我们的教诲。“人类……”

　　但应如何对待自然资源，难道就不能触动自然吗？不是，人类，作为一种动物，既然要生存，就要消耗自然资源，但如果是为了生存，那是无可非议的，若是为了奢华的要求，过度开发资源，就是过分。古人讲：取之有度，用之以节。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自然资源，特别是可再生的动植物资源，好比银行中的一笔巨款，若仅消耗其利息，就可长久地享用，若贪图一时痛快，大笔提取、大肆开发，不给其“休养生息”的机会，古话中的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恐怕就不幸言中了。

　　这也是我为什么强调环保的本质是选择一种有节制的生活方式，所谓“俭约其行，高尚其志”。可惜我们却往往陷入一种见利忘义、寅吃卯粮、要钱不要命、聪明反为聪明误的误区。

　　有一种动物叫麋鹿，即四不象，我说，作为一个科普工作者，我也是四不象（教师、作家、导游、专家）……最后，我愿从麋鹿这种动物的角度，敬告世人：人类称我为麋鹿，但愿，恃才傲物的人类，自己不要“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