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现代发展
其次，在计划体制中，工业活动本质上是政府的意志化行为，而不是市场化中的企业行为。因此，工业活动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实际上是政府行为所导致的，而不是企业的趋利行为所产生的。但另一方面，这些工业活动中的污染实际又是企业（严格意义只能称为“工厂”，而不是“企业”）行为所实施的，而政府同时又实际是环境保护的执法部门（如果有了环保法）。所以，问题是由政府行为所导致的，而板子打在企业身上；罚款由企业出，却是国家的钱，实际没有人肉痛，也没有人负责，最后即便是要治理了，也一定通过领导意志推动的，而哪个领导如果意志稍有懈怠，问题马上就会拖下去，而当由污染出了大纰漏，高层领导一句话，问题马上就能解决。这种经济和文化结构是不利于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解决。
最后，在计划体制下，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缺乏直接的利益驱动机制。市场体制中的企业行为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通过社会各种机制作用会对企业自身的利益会产生直接的多方面的巨大影响，从而会最终反过来促进企业正视环境保护问题，进行环境治理。而计划体制下，由于企业没有自主权，也没有市场竞争机制，因此一个企业活动造成了环境污染并不能转化为企业利益上的损益，企业行为与环境污染与治理没有直接的利益上关联，因而企业对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是漠视这类问题。
当然，计划体制的社会结构在解决环境问题上也有着某种优势。如果环境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时，政府可以集中社会资源，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从我国在解决自然环境和环境污染问题所走过的道路看，通过政府的意志化行为也有着大量的治理环境和环境污染的成功案例，比如对黄河的治理，三北风沙防护林的建造，及其建立自然保护区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环境问题，尤其是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因为最终将危及人类的生存，因此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还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这个问题都必须是需要正视和解决的。上述的比较，只是表明了两种不同体制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方式上所表现出的不同的文化特性。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主要是在一种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中来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而市场体制则主要是以市场竞争中建立起的利益的损益关系来作为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的基础。因此，计划体制主要靠官本位的意志化行为，而市场体制则演化出了一种自动机制。正如我国所确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所表明的，我国的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机制也应该逐步从完全靠政府的意志行为推动而转变到政府理性指导、行政管理、法律规范与市场自身调节相结合的新的社会机制上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环境保护、治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将我国的环境保护、治理工作推上一个新的阶段。
四、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环境问题及其文化对策
我国在70年代以前，整个社会基本上没有环保意识，谈到环境污染问题，那是资本主义弊病之一，社会主义当然不存在着环境污染问题。实际上，这不只是一种左的意识形态眼界，也正是我们缺乏环境意识的反映。当年我们动员全国人们上山砍伐树木，堆起小土窑大炼钢铁，对环境生态造成的破坏可想而知，但当时谁也没想到这里面还有一个关系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
1972年，我国第一次派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尔后，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和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逐步有了生态环境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1979年，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问世，随后又相继颁布了《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并在各级政府中建立了环保部门，陆续在全国建立了各级环境监测机构，从而使我国环境事业逐步走上了轨道。
然而，也正是从70年代起，随着我国工业建设的发展，我国的环境和环境污染问题开始日益显露，到80年代末，情况已经变得十分严峻。根据当时国家科委和国家环保局组织全国专家完成的《我国生态环境研究课题》，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作出了不容乐观的评价，总体评价是这样的：“我国的生态环境局部有所改善，整体正在恶化，前景令人担忧”。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在向国家科委提交的预警报告《生态赤字：未来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中，则提出了中国目前面临的十大生态问题：
——占国土%65的山区、占9.7%的生态环境脆弱带，开发利用不当，形成了大范围水土流失，加速生态失衡；
——自然灾害频率加快，受害、成灾面积不断扩大；
——中国属于“贫林大国”森林面积不断缩小，采伐量远远超过生长量；
——中国是“贫草大国”，长期过牧，重用轻养，盲目开垦，草原每年退化2000万亩，累计13亿亩，占可利用草场的三分之一；
——中国是沙漠化危害严重的国家，北方沙漠面积达14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15.5%；
——中国是严重缺水的大国，过量开采，浪费惊人，人为污染，水资源危害加剧；
——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地区间资源承载能力差异甚大，中国处于人口负荷过重的临界状态；
——大气污染严重，酸雨势态扩大，废渣排放增加，垃圾包围城市，已是十分突出的问题；
——农林环境污染正由点到面向全国蔓延，40%的乡镇企业成为最大的污染源，经济发展的成绩正在被抵消；
——生态环境破坏已造成钜额经济损失，恶性循环突发事故叠起，直接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⑤]
而最近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在向人大常委会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的说明”时公开披露，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去年公布的报告，在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排名中，中国有包括北京在内的七个，山西省的太原市名列第一，是世界上空气污染最重的城市。当前中国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去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高达2100万吨，烟尘排放量1400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1300万吨，是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实行环境统计的300个中国城市当中，70%处于或超过大气环境质量三级标准，目前中国已有七成城市不适合居住。
上述资料表明，自7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在政府机构设置、法律制定、宣传教育和环境保护治理等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成效，但成效是局部的，工业活动所引起的环境污染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和解决。
首先，我国的工业化实践已经表明，环境问题更多是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关的。一方面这是说，一个国家如果工业化程度低，工业污染所造成的环境问题相对就少一些，有些污染可以是在自然界的排解能力之内的，这在发展中国家容易对工业活动的污染掉以轻心。另一方面，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即便是已经有了欧美工业化中的环境问题的经验教训，但在工业化加速中，欧美已出现过的环境问题往往也难以避免，最终可能还是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正如《只有一个地球》的作者所说的，“贫穷是一切污染中最坏的污染”。所以，即便有了前车之鉴，发展中国家往往还是绕不过与工业化加速增长相伴的几乎是灾难性的、大规模的工业污染阶段。人类工业化历程似乎表明，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几乎任何发展工业的方法都优先于对未来环境损害的考虑”，在渴求工业化带来的富国强兵中，人们无意与自然平等相处，无法不犯错误，比如今天我们已认识到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及一次性木筷和塑料包装物是得不偿失的，但我们还是睁着眼睛在知错犯错。
第二，我国市场化初期的企业趋利行为加重了工业活动的环境污染。市场化改革前，我国工业活动的主体是政府，因此政府是工业污染的直接责任主体，政府的意志化行为稍有不慎就可能在全局上加重环境污染问题。改革开放后，企业逐步有了自主经营权，有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并在市场化改革中逐步成为市场主体。同时，作为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农民创办了大量的乡镇企业，一时间在有些省份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村村点火、乡乡冒烟”的工业景观。这样，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这一历史瞬间，市场化的过程在赋予企业主体性、自利意识和竞争压力的同时，市场体系自身的环境保护、治理的自动机制却还没有建立起来，企业在追逐自身的经济利益过程中还不能从自身的利益损益关系中去体会环境保护的利害关系。这样，虽然有政府的环保机构和国家环保法律，但企业还缺乏环境保护的自律意识，在企业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时，往往选择牺牲环境而追逐利益，从而在整体上加重了我国工业活动中的环境污染。
第三，在市场体系中建立环境保护的自律机制关键是政、企关系。市场体系的特点之一就是市场能够通过价格信号来自动地配置资源、调节市场中各种关系，而这又是通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利益的损益关系来实现的。在合理的制度设计中，可以使企业在实现自己的利益中也对社会有利。这里的关键就是企业必须是真正的市场主体。因此，政企分开，不但是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同时也是我国生成市场体系中的环境保护自律机制的关键之一。实现了政企分开，国有企业的造成的环境污染才是真正的企业行为；市场化中的法律和规则设计才会真正对企业发生效用；对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的处罚才真正是对企业的处罚，而不是实际上的政府自己处罚自己；经济处罚的钱才是企业的钱而不是国家的钱，才不会出现环保局处罚，化工局来说情，经委协调，而厂长说企业没有钱，要么把厂关了，要么撤我的职，甚至找关系拍拍屁股调走了这样的普遍存在的例子，如果我们不考虑觉悟只从利益关系上分析的话，出现了这种情况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相反，如果企业受处罚是企业业主自己的钱；企业因为污染环境受处罚而在市场上没有好名声；污染环境的产品卖不掉，而清洁生产会有效益，环保产品会受消费者欢迎等，企业便能在这种切实的利益的损和益中，结合法律的他律而逐步树立起环境自律意识。
第四，地方保护主义是我国环保事业发展的严重阻碍。如前所述，自70年代末，我国已经建立起政府的环保职能部门，并制定了多部环境保护、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应该说，我国各级政府的环保部门尽职尽责，经过多年的努力工作延缓了我国环境污染的速度，并在某些局部领域取得了环境治理的成绩。但是，在我国工业化的这样一个加速阶段，在某些地方政府那里往往处理不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存在着“重经济、轻环保”的倾向，把经济发展看成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国民产值高就一切都好，而对环境问题则掉以轻心，把自然看成是无薪的清洁工，甚至把环境问题留给后代。正是这些认识，有些地方不认真贯彻执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各项环境保护的法律，甚至违法决策，上了许多污染环境的工业项目，所谓“东西南北中，都来办化工”，就是工业项目失控的写照。还有一些地方看到一些企业对经济发展有贡献，便对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干预和干扰环保部门执法，造成环保部门执法不力。最近《中国环境报》的一篇报道说，1996年9月开始，各级环保部门根据国务院部署，对土炼油场点进行了坚决的取缔，当时各地的上报取缔率是100%，然而国家石化局掌握的资料表明，全国现在仍有土法炼油场点约3000座。文章认为，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本症结是地方保护主义。
第五，我国国民的环境意识淡薄、落后。一是我国广大青少年从小缺少热爱自然、爱护生命、保护环境的教育，文革前，这些都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现在虽然有了环境保护方面的宣传教育，但缺乏那种具有宗教情怀的深沉的热爱大自然和热爱生命的意识。二是机械论的世界观使我们更多的从主宰、制服、改造自然的角度看待问题，缺乏与自然和谐平等相处的文化意识，比如更多想到的是筑坝防洪，而不是多保留湿地；多用化肥农药，而不是多用有机肥和以昆虫制害；总想把某些自然生态环境改造的符合人的愿望，而使自然的原始和杂生地越来越少等。三是没有全国性的环境保护的思潮和运动，缺少民间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社会机制，多强调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结果往往是政府中心工作一变，环境保护工作便退而次之，不能形成稳定的环境保护的社会力量和文化环境。四是环境意识中的“囚犯难题”心理，认为地球就这么大，大家都在以工业活动的方式发展经济，我们少排放一些污染物，环境也不见得好起来，而没有少排放的经济却可能发展的快一些，因而是少排放多吃亏。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结局一定是大家所想的那样。五是与生态环境相关的各种学科落后，甚至是空白，因而环境意识缺少诸如生态学、经济生态学、环境科学、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管理学等学科的理性支持，国民的一点环境意识更多是以经验和朴素的感情支持的，看到一条河变赃、变臭、鱼虾死光，看到城市空气污浊刺鼻，呼吸困难，当然会激发起感受者的感慨，但仅凭这些并不能保持一种理性的稳定的国民环境保护意识。
对我国环境问题的上述分析表明，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既遵循着人类工业化的环境问题的一般规律，同时又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但核心的问题是我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在现时代交汇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此，在我国以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方式来进行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同时，最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念的更新、工业化方式的改变以及建立起全社会都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事业的社会机制。
人类的工业化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最基本的力量，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和随之而来的世界范围的工业化浪潮，我们人类可能还匍匐在大地上以农业劳作来维持生计，因此，我们并不能以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来彻底否定工业化本身。但现代科学的研究也表明，如果我们不改变以往的工业活动的方式，随着自然资源的枯竭、自然对污染排解净化能力的丧失、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最终也将在工业活动的最后辉煌中消灭了自己。因此，在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问题的紧迫性。1972年6月，联合国环境理事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类环境宣言》。《宣言》指出了现今世界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和治理污染的迫切性，要求世界各国政府在进行工业建设的同时，要确实注意环境生态问题，抓紧解决工业污染。
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组织的积极推动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主要工业国家所认同的命题。1992年7月我国政府批准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明确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动目标、政策框架和实施方案，并拟订在本世纪末到21世纪初在把重要原材料工业、交通、信息、生化、通讯等发展放在首位地位的同时，综合考虑生存、发展、环境、效益诸方面的问题，进行合理规划、布局、建设，以实施与全球工业持续发展接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进一步确认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些表明，我国在环境保护、治理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纲领和行动计划，并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我们相信，在中国未来跨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治理的关系，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同时，使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事业有新的发展，环境质量有较大地提高，自然生态环境有明显的改善。
这里，我们根据本文对人类工业化过程中环境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结合“可持续发展”的命题，对我国的环境问题以及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意见：
一、充分总结人类工业化进程的经验教训，树立起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新的世界观。上世纪末的科学上的三大发现，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等科学的发展，已经扬弃了传统的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理性和价值观念，尤其是热力学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系统论、耗散结构、协同学、复杂科学等的出现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一种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的新的世界观已经确立[⑥]。这种新的世界观的核心就是人类的科学和理性并不是要最终控制和奴役自然，而应该是尊重自然，在与自然的平等对话、和谐相处中与自然共同发展。这包括人类活动要充分尊重自然物种的多样性、自然生态关系的复杂性和自然过程中的随机、不平衡、周期涨落等自然机制，不以人类意志行为去破坏自然生态关系和改变自然演化机制；要自觉地置身于大自然之中，把自身活动看作是大自然演化的有机部分，因而要自觉地将人类的活动建筑在正确认识自然法则、规律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人类理性与自然演化的关系，充分认识自然，包括人类社会中各种要素、各种力量互动在从无序到有序演化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人类的活动只有在对立面的制约的状态下，才可能是符合大自然法则的，才可能是在自然、包括人类社会自然历史过程之中的，才可能对这个演化过程产生积极的作用，因而是理性的、符合生态伦理的。
二、真正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通过制度的科学设计和技术创新来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从而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的协调发展。这应包括在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中制定、调整、修订新的工业发展技术标准和技术政策，引导企业采用新的能减少或避免工业污染的工业技术；提高工业设备的技术水平，加快环保和节能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和企业更新，其中要特别加强高新技术的开发，把高新技术产业化与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结合起来；科学规划、组织和协调不同生产部门的生产布局和工艺流程，优化工业生产诸环节，交叉利用可再生资源和能源，减少单位经济产出的废物排放量，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使用效率；企业则应通过新技术的运用尽可能地综合利用资源、二次能源的利用、短缺能源的代用来实现节能、降耗、节水，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减少资源的耗竭、减少废物和污染物的生成和排放，促进工业产品的生产，使消费过程与环境兼容，进一步开发绿色产品，替代或削减有害环境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学习国际先进经验，推广实施企业清洁生产（又称“清洁工艺”或“源控制”等），从源头减少和杜绝工业污染。
三、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把增加环境意识作为文化尤其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自然生态环境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人类的身心健康甚至是人类生命的存亡。因此，应该充分认识地球资源的有限性，自然生态、物种链接关系的复杂性，人类与自然生态、物种链接关系的相关性，物种消亡、链接关系断裂的不可恢复性，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的巨大影响，因而如果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实际也就是破坏了我们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从而树立起合理有效地利用地球资源、保护地球自然生态环境光荣，而浪费地球资源、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可耻的环境道德意识，使每个公民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形成社会风尚和社会自律意识。企业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源头，也是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重点，因此，应该把环境意识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使每一个企业和企业员工都能真正认识到保护环境的意义，对此，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组织向所有国家的企业界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1.建立环境目标、规范的鼓励政策和标准。
2.更有效地使用经济手段来控制污染，使企业认识到污染是一种费用，从而自愿地改进产品和工艺过程，减少污染和废弃物，增加经济效益。
3.扩大环境评价范围。环境评价不仅应用于产品，而且应用于企业的长远规划。
4.鼓励企业界采取行动，企业家对污染和资源退化的反应，不应局限于执行法规，而应树立社会责任感，并使企业全体员工都具有环境文化意识。
5.企业应增强处理工业危害的能力。
6.各个企业必须使持续的环境文化作为他们合作目标中完整的一部分，注意使他们的企业行为、工艺和产品节约能源和资源，对环境的影响达到最小。
四、根据市场化改革原则，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新秩序和新机制。在加强政府环境保护职能，强化环境管理的同时，应该更多注重完善环境保护、治理的法制建设。通过科学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引导企业从自身的经济利益的损益的角度来自觉地考虑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增强企业的环境保护的自律意识，使那些有效合理利用资源，注意了环境保护，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获得经济利益，而使那些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不顾人民身体健康的企业自动地被市场淘汰。这些包括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价格体系，建立资源更新的经济补偿机制，征收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费用；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基金；提高企业排污收费标准，扩大征收排污费范围；建设综合性、公益性强的环境保护重点工程和示范工程；在财政、信贷、税收、价格和投资体制改革中，对污染企业关闭、搬迁、环保设备购置、“三废”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环境综合整治、污染集中控制以及其它以环保为主要目的技术改造项目是实行倾斜和优惠政策；进行清洁生产、绿色产品的认证和宣传，对环保先进企业进行表彰和奖励。
树立环境意识，进行环境保护和治理是一个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工程。先进国家的环保经验表明，只要树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世界观，不断提高国民环境意识和素质，制定和完善法制，建立起环境保护和治理的社会自动机制，以企业为主体扎扎实实地进行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通过多年的努力，是能够使我国的自然生态和环境质量恢复甚至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的。
人类通过科学技术叩开了通向工业社会的大门，带来了人类生活方式和质量的巨大提高。然而，今天我们在看到科学技术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必须应该看到科学技术本身所潜藏着的巨大危险，它日益增强着的能力，在开发改造自然的同时，可能也正是在挖掘着人类生存的根基。有人相信，人类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消除它所带来的一切已知的危害，最终可以通过科学技术解决地球污染的问题。但如果没有人类自己今天的彻底反思，而是继续以自然的主宰自居，在一种人与自然二元分离的文化结构中来控制和改造自然，谁能保证科学技术不是一把双刃的剑，它的进一步发展不会带来新的更严重的灾难呢？行文到此，我们不仅惊讶我们这里所设想的问题实际中国古代道家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以他们所特有的方式提问、思考和解答过了。中国的庄子说，“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只要我们人类不以自身的意志强制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顺天运而治之”，不破坏自然生机，不打破自然界的生态关系，自然就会在自身的不断地更新中始终保留着人类幸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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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普里高津所开创的耗散结构理论对此已经有充分的科学证明，可参看他从《从混沌到有序》一书。
[②] 正是在古希腊原子论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出了“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这里值得思考的是，中国道家哲学在其本体论上强调“天人合一”，但其物质观的“气化论”则假定了一个先验的至高无上的“气”，“气”也就是“道”和“一”，通过儒家的工作，封建社会的“皇帝”最终成了“道”的化身。“气”在道家本体论中本是无意志的，而在社会领域中则演变成绝对意志的大前提，成为中国封建意识的形而上的根据。
[③]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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