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跳峡筑坝与王道乐土

作者:孙大胜    文章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3-10
 
  帝道、王道,这些中国人始终未曾实现过的最高社会理想,只存在于文字之中

  继以强大的舆论力量影响高层,成功叫停怒江大坝之后,中国的环保人士再接再厉,试图阻拦有关方面在著名的虎跳峡筑坝。


  媒体消息称:9月26日上午,绿家园志愿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自然之友等多家民间环保组织在京聚集,呼吁“从长江第一湾/虎跳峡流域开始,清算以大坝截断河流的历史,以法律的形式,永远禁止以任何理由在珍稀、危殆的流域修建大坝,以避免尚存的自然流淌江河从此消失、生态灾难的发生和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相互依存局面的终结”。

  西方生态文化影响中国

  今天在中国越来越活跃的民间环保组织,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

  在西方,生态文化的诞生经历了自然文化、人文文化、工业革命后的人类统治自然的文化、生态文化4个阶段。它将生态文化定义为人的生存方式,认为人以文化的方式生存,动物以自然的方式生存。动物是本能地适应自然,而人可以改变自然。

  生态文化是西方人在工业革命后,由一些严重自然灾难引发对于人不尊重自然的问题的思考,认为以往的人统治自然的文化是反自然界的文化。

  由于经济发展方向和模式的日益全球化,中国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是西方发展过程中所遇到过的,所以克制这些问题的药方随之引进就是必然的了。生态文化、生态平衡等概念的引入正是如此。1986年,生态文化的概念开始被引入中国,很快在中国成为主流文化。

  之后,中国更是全面、系统地引入了发达国家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理论、思路、实施方法乃至具体技术。

  如今,中国众多的民间环保组织、环保人士,多受境外各类官方或民间组织资助、帮助,或被他们以各种奖励的形式鼓励着。

  帝道、王道与霸道

  但其实,正像许多时候一样,西方许多先进的环保理念和生态思想,在古代中国都能找到出处。

  《史记》载:秦孝公求贤于天下,卫鞅入秦,先后以帝道、王道进献,秦王都不能接受。后来以霸道进献,孝公听得入迷,不知不觉把膝盖挪到坐席前头,连谈几天都不厌倦。

  我们不知道卫鞅当时所献上的是何样的帝道、何样的王道,我们只知道秦孝公采纳了他所献的霸道,即使秦国迅速富强。我们只知道帝道、王道的施行,和培养一个贵族一样,可能需要最少三代以上的努力。而这种时间的需求,是秦孝公乃至任何一位帝王都不耐烦等待的。

  我们有幸在《四书集注》中的《孟子.梁惠王上》中看到了王道的一丝踪迹: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原来,帝道、王道,即是以最理想的状态,约束人与自然、人与禽兽、人与人关系,以达到互顺其理、各得其所的持久、丰盈、平和之循环状态。

  帝道、王道,这些中国人始终未曾实现过的最高社会理想,只存在于文字之中。在中国的历史里寻章摘句,可以找出无数的文字,证明中国人从几千年前开始就具备完备的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主张和行动。

  可惜!这些如此美好、几乎穷尽了中国人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所有智慧与理想的主张,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却基本上没有被统治者长时间全面实施。但显然受过中华文化哺育的日本人是知道中国人这些高妙之策的,所以他们当年侵略中国时,宣称是来帮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

  生态思想撞击发展愿望

  1998年,北京市开始对30条河流、26个湖泊所面临的污染严重、设施落后的局面进行治理,京密引水渠昆玉段被列入一期工程。治理采用了“河道衬砌”的手段——在河岸及河底铺以水泥或石头,取代以前的土壤。许多环境专家及民间环保组织坚决反对这一做法。媒体也开始关注。北京大学生态学讲师李迪华是最坚决的反对者,他认为这种做法阻止了水渠与自然界的交换,让它变成了一个人工制造的水泥池。

  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吴峙山认为河道衬砌会阻止水的渗漏,破坏地下水的补充。同时,衬砌河道中水流速度加快,会加快水资源的流失——水从密云水库流到天津入海,只需10多个小时;而渗入地下,可以保存4年。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中心主任俞孔坚说:“这种方式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背道而驰,德国、日本,甚至美国最缺水的洛杉矶,为了保护生态,已经将原本被衬砌的河道恢复自然。”

  但众多专家及环保人士的呼吁并没有能阻止北京市的衬砌之举。北京市水利局强调衬砌水渠所节约的8000万立方米,对于北京的节水有着重要意义。最终北京的渠道一条条都衬砌了,环保人士的主张并未被采纳。

  事情就是这样,今天美国已经在扒铁路了,而中国还在大修铁路;美国已在炸坝了,而中国正在筑坝……你可以说:美国人已经试错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吸取教训,直接避免;你也可以说:以我们现在的国情,超越一个发展阶段来学美国人,是不是愚蠢而又荒谬?

  类似“京密引水渠”之类的争论具备极为典型的象征意义。其一:展示了中国人受西方生态思想的影响之深之广;其二:展示了在当今中国,实践生态思想的理想和资源窘迫下的发展愿望之间的尖锐矛盾。

  完全不筑水坝是不可能的

  如今,中国人往往陷入这样的困惑之中:

  时而有专家说:“美国波兹曼风景优美但发展水平偏低,联邦政府长期以来为当地居民提供免费食物券,免费供应鸡蛋牛奶等日常食品。其实波兹曼市民只要改换一下思路,就能轻易摆脱贫困,因为当地有一个蕴藏量很大的白金矿。但波兹曼绝大多数居民认为:呼吸新鲜空气,饮用新鲜净水,漫步在树林环绕的河流湖泊之旁,比远离大自然的现代高水平物质生活要好得多。而中国贵州有一个山区,以人体健康与生存家园为代价获得人均收入提高,这样的‘发展’对人类又有什么意义?”

  马上有人反驳说:“在中国西部,你往往得面对要贫穷还是要破坏这样两难的选择。站在远处轻松地决断是容易的,但是,当你实实在在站在当地,真正面对那些既吃不到免费鸡蛋也喝不到免费牛奶、满脸满身乌黑、背着沉重得难以置信的背篓,一脸迷茫的人们,你无法轻易做出选择。你甚至觉得:居高临下地替他们做出选择,要求他们安贫乐道于青山绿水之间,和询问饥饿的人‘何不食肉糜’一样荒唐。你会深切感到:在西部,尽快消除贫困,恐怕是尽快最终实现生态环境好转的最好出路。”

  有人说:中国必须把保护生态环境放在首位;也有人说:环保主义者像一切乌托邦分子一样,试图追求一个完美的世界。谁规定中国人只能住在茅草屋里看着西方人开汽车住洋房?凭什么他们污染了自然挥霍了资源,当我们发展时就该忍受贫困维持生态平衡?

  事情就是这样,中国人在生态文化的理念和经济发展现实的强烈冲突中努力平衡。中国人压抑了多年的发展愿望是那么强烈,这使得这种冲撞和较量,贯穿中国自接受西方生态文化概念以来的整个发展过程。

  事情就是这样,如果执迷于理想的“王道乐土”,那我们只能以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农业国的形象高唱田园牧歌——问题是国际上那些强盗出身的富人不会容你这般快活。所以,中国完全不筑水坝是不可能的!提出这样的要求是荒谬和愚蠢的!但,像修三门峡大坝那样,打击、压制专家的正确意见,盲目蛮干,在不该筑坝的地方强行筑坝,从而导致长期的生态和社会灾难,更是不可原谅的!

  说到底,完全无为地顺应自然是不可取的,但在改造自然时客观规律是绝不可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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