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众环境守法意识的培养，不断加强宣传教育无疑是一条十分必要的途径。但笔者认为，针对我国民众普遍不了解不关注我国的环境法及环境问题的现状，大力扩展公众的环境权对提高公众的环境守法意识来说更为重要。所谓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10].其内容包括生态性权利和经济性权利。前者体现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对一定质量水平环境的享有并于其中生活、生存、繁衍，其具体可化为生命权、健康权、日照权、通风权、安宁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观赏权、环境美权等。后者则表现为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具体可化为环境资源权、环境使用权、环境处理权等。此外，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还包括环境知情权、环境监督权、环境事务参与权、环境结社权、环境改善权、环境请求权等程序上的环境权。因为环境权的内容十分抽象复杂，因此，必须通过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刑法等部门实体法将其具体化才能切实予以保护，同时，鉴于当前我国环境诉讼对起诉资格要求过严（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都要求原告必须与损害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且要有具体的损害后果）不利于保护公民环境权利的情况，有必要借鉴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11]，适当地放宽原告起诉资格，扩大起诉对象，赋予公民对环境管理机关、各企事业单位违反法定污染防治义务（所谓违反，包括已经违反、正在违反以及将要违反）为起诉理由。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实体法上公民环境权的确立和程序法上类似“公民诉讼”制度的建立，才能有效地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并进而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及保护包括受害者在内的公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环境权益，使人们对切身利益的保护与改善同环境保护联系起来，增进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关注和行动，进而将环境守法内化为一种自觉。唯如此，我国生态环境的法治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因为，“法律只有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12].

注释：

　　[1][5]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9页。

　　[2]张坤民：《可持续发展与中国》，《中国环境管理》1997年第2期。

　　[3][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35页。

　　[4]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第三版），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04页。

　　[6]王曦、秦天宝：《中国环境法的实效分析：从决策机制的角度考察》，《环境保护》2000年第8期。

　　[7][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8]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1页。

　　[9]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页。

　　[10]陈泉生：《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

　　[11]参见：巫玉芳《美国联邦环境法的公民诉讼制度》，《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

　　[12][美]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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