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问题的关键是，究竟是哪些因素令资源和环境消耗和退化的速度，超过了其再生、补充或人造资源替代它们的速度，从而使发展变成不可持续？下面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提出几点看法和建议：

　　明确和稳定产权

　　资源被过度开采和利用的首要原因在于大家对资源都有使用权，而个人对资源的损耗、枯竭不必承担相应的成本。经济学教科书上常用的“公地悲剧”，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有些地方，一个村庄的公共牧场，村里的任何成员都可以自由放牧，免费使用。由于土地数量以及牧草生长速度存在限制，每个牧场每年有个最合适的放牧数量；当超过这个数量的牛羊进入牧场，牧草会变得稀疏，草场受到破坏。如果这个牧场是属于某一个牧民拥有的，多放牧得不偿失，自然不会做这样的蠢事。可是，如果这个牧场属于全体村民共同所有。从每个牧民的角度来看，多放牧一头牛羊的好处属于他自己的，而草场因此稀疏的坏处是由村民平均分摊的，个人的得益大于个人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每个牧民可能都会多放牧牛羊，最后，过度放牧就把这个公共牧场给毁掉了。

　　“公地悲剧”说明的是资源产权不明，使得企业和个人使用资源的直接成本小于社会所需付出的成本，而使资源被过度使用，发展变为不可持续。许多违反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事件之所以频繁发生，其内在发生机制和上面所举例子的性质并没有什么差别。例如对清洁空气的无偿共享导致空气被严重污染；对河流的公共所有导致许多家庭向其中倾倒垃圾，企业向其中排放污水；对森林资源的共享导致林木被乱砍乱伐；对渔类资源的共享则鼓励了滥捕滥捞的行为……像我们日常所见的如北京、武汉这样的一些大城市的交通堵塞，也具有“公地悲剧”的特点：无偿使用的街道是公共资源，新车方便了新的车主，但每一辆新加入的车都会使交通更为堵塞，迫使所有先前的车主将车速减慢。

　　相应地，如果想改变目前许多公共资源(特别是那些不可再生或生长周期过长的资源)被过度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将这些资源的所有权明晰，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明确责任和义务。经济学中有一个很著名的科斯定理，该定理证明，一旦产权明确规定，而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络、谈判、签约等等的成本足够低，则无论将产权划归给谁，最终总能达到该资源的社会员优配置和使用。

　　“公地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私人使用该资源的成本小于社会成本。解决这一悲剧，政府可以通过征税来增加企业或个人使用该资源的成本，使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达到一致；也可以通过发放许可证、直接规定污染的排放置、渔船的捕捞量等来控制公有资源的使用量。政府该具体怎样做值得进一步研究，不过基本思路应该是大致如此的。

　　必须指出的是，产权稳定和产权明确同等重要。如果产权不稳定，即使产权明确，也会对资源进行掠夺性的使用。在我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承包期太短，农民担心下一回承包的土地不会是同一块，因而在一些地方出现农民缺乏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的积极性，甚至出现掠夺经营的情形。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合法地位的稳固以及承包期延长到30年之久，农民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的积极性加强了。同样地，如果公共牧场是这个村庄的牧民长期有的，那么，在这些牧民之间也很有可能会形成相应的乡规民俗来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

　　按比较优势发展农业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资源禀赋很不相同，有些地区在粮食作物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另一些地区则在非粮食作物或其它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在各种产品有全国统一市场的情况下，前一类地区将多生产粮食，并和后一类地区交换非粮食产品，而后一类地区则少生产或不生产粮食。这样，不仅双方都能从通过地区间的贸易中获得好处，而且，各地的产业结构和其资源禀赋条件相吻合，也有利于各类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可持续使用。

　　历史上，我国西南和西北的许多省区靠其植物、矿产和草场资源的优势发展当地经济，部分粮食则经由市场从华南和华中的省份获得。但自1950年推行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后，各地区的粮食自给自足变成了一个政策目标。结果，那些本来在粮食生产上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被迫将大量的山坡林地或是草场改种粮食作物，这一方面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还破坏了植被，造成了水土流失、草场沙化。因此，以市场为纽带，让各地区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至关重要。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证的第一个经济学基本原理“分工的程度和市场的规模成正比”。同样的道理，各地能将其资源的比较优势发挥到什么程度也决定于市场的规模。市场的规模则和运输成本、仓储成本、通讯成本等成反比。各地要发挥当地的比较优势，不单要考虑本地的自然禀赋、人口和资本存量，而且还要考虑市场交易的成本，若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运输非常困难，即使政府没有诸如粮食自给自足之类的政策限制，当地居民也可能将大量的土地用来种植粮食而不是发展其它经济作物或产业。因此，改善交通等和市场有关的基础设施，有利于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进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另外，不仅国内的各地区经济应该按比较优势来发展，世界各国也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我国人多地少，人均可耕地面积相对较低，在粮食生产上不具有比较优势。如果我国要达到全国的粮食自给自足，势必要把许多不太适合种植粮食的土地也用来生产粮食，这样环境的压力、土地资源的耗费就会较大。如果进行国际分工，通过国际市场进口一部分粮食，就相当于进口了我国相对稀缺的土地资源，既有利于我国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加入WTO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是有益的。

　　人口迁移

　　我国地域辽阔，有些边远地区自然生态条件十分恶劣，土地贫瘠，没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优势资源，而且交通困难、信息阻塞。改善这些地方人民生活，减轻环境压力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将这些地区的居民迁移出去，以避免他们对周围资源和环境的掠夺性的使用。

　　发展经济

　　有人认为，保护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其实正好相反，经济发展了，环境也会改善。

　　第一，对自然资源的破坏，通常是人们直接以自然资源作为生产的投入要素的结果。任何国家在低发展水平时，大量的人口总是从事以自然资源为直接投入要素的农业、采矿业等第一产业。经济发展了，产业结构将发生变化。经济越发展，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比例就越少，而从事于工业、服务业等自然资源使用量少的产业的劳动力就越多。经济发展实际上能减轻人们对自然环境直接进行开发和利用的压力。

　　第二，环境保护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投入，经济越发展，可利用的经济资源越多，可用于环境保护的资源也越多。而且，经济越发达，人们的收入越高，对包括拥有一个干净清洁的环境在内的生活质量的要求将越高，这将推动着人们去寻求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途径。

　　许多实证研究表明，造成环境恶化的首要原因常常不是别的，而正是贫困。而贫困，显然只有靠经济发展才能彻底解决。

　　技术进步

　　有些环境经济学家认为，技术进步具有不对称性，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的进步远远快于环境保护技术，因而技术进步不利于可持续发展。虽然技术对环境客观上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有赖于技术的进步。

　　第一、经济的发展以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为基础。只有在新技术的直接推动下，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发展，才有可能将大量人口从直接依赖自然资源的第一产业中释放出来。

　　第二、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将推动社会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环保型技术的研究、推广和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