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晓星 原二军 实习生 刘秀凤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深入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导我国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一份纲领性文件。今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部署了“十一五”全国环保工作，提出了环境保护必须实现历史性转变，标志着我国环保工作进入以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新历史阶段。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第六次环保大会和《决定》的精神实质？如何全面贯彻落实？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来自安徽、湖北、湖南、广东、海南和西部12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0位地(市)政府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副州长)在《决定》专题研究班内，一面认真、系统地学习宏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前沿理论，一面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思考，就如何开创环境保护的新局面畅所欲言。
　　环保已进入国家宏观政策层面
　　重庆市渝北区副区长雷文仲认为，《决定》是党中央、国务院深刻分析新世纪新阶段的形势和任务做出的重大决策。《决定》的发布，对于广泛调动全社会力量，加快推进环保事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云南省红河州副州长陈霖认为，《决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同时也表明环境保护已经进入国家的宏观政策层面。它全面提出了“十一五”期间环保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任务，成为科学发展观最集中的体现。
　　云南省丽江市副市长和炳寿认为，《决定》要求“痛下决心解决环境问题”，体现了以污染治理化解环境压力、以资源节约优化经济发展、以环境友好促进社会和谐的总体思路，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强烈政治意愿。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副州长赛吾尔丁·吾买尔认为，《决定》总结了“十五”环保工作的进展，对当前严峻的环境形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更对未来5年～15年环保事业的发展进行了规划和部署，是一个总结过去、指导当前、筹划未来的文件。
　　　抑制高耗能产业梯级转移
　　种种迹象表明，来自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高耗能产业逐渐向西部地区梯级转移。为什么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较大的高耗能产业在西部成为“香饽饽”？一方面，高耗能产业的转移是东部资源匮乏引发的，另一方面，对于东部众多高耗能企业而言，向西部迁移的动力来自于西部廉价的劳动成本以及充足的原料资源。近几年来，高耗能产业在西部发展迅猛，尤其是内蒙古、宁夏等地区。在此次《决定》研究班上，来自西部地区的学员对抑制高耗能产业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进行了深入探讨。
　　四川省泸州市副市长李继郁认为，“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使西部地区面临着来自东部乃至全球的产业梯级转移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将使西部陷入贫穷的怪圈。”西部大开发战略鼓励西部地区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高耗能产业对西部很有诱惑力。“在发展和环保的抉择之间，必须采用综合手段来解决经济增长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李继郁说。
　　西部地区在引进项目时，以环保、产业政策为手段，提高准入门槛。新疆伊犁州副州长赛吾尔丁·吾买尔介绍说，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府已明确提出，对于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坚决拒之门外。广东省清远市副市长石芳飞也介绍说，当地对于环境污染严重的项目坚决不接，并正在全力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西部高耗能产业出路何在？宁夏固原市副市长曹志斌认为，必须创新产业发展模式，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轻、人力资源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创新产业发展机制，推动相关产业园区化生产，通过园区集约化生产，降低投资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奠定节约资源的基础。园区化生产可以改善生产环境，有利于外资和沿海上下游企业前来建厂合作，实现上下游企业良性发展、共存共赢。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副州长韩季安认为，要严格高耗能产业的法制管理，按照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制订合理的法律、财税政策，促进高耗能企业提高资源利用率；推动资源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建立科学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结构。
　　西部产业发展要坚持循环经济的理念，进行全面的产业创新。这是西部产业发展的根本出路。陕西省延安市副市长师合林说:创新高耗能产品生产技术，推动高耗能企业技术进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或设备，提升高耗能企业的装备水平。同时，加强和科研院所的合作，建立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实施革新改造，改良生产工艺，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西部一些以能源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地区，正在积极地发展特色产业，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据陕西省延安市副市长师合林介绍说，延安主要是以石油、煤炭为主的典型资源型城市。近几年来，延安市正在积极转型，以解决全市经济的结构性矛盾问题。目前延安正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黄河风情旅游文化。而对于旅游产业方面发展已日渐成熟的云南省丽江市副市长和炳寿来说，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成为优化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西部需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西部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同时也是我国生态脆弱区，西部生态直接关系着我国的生态安全。但西部又是我国最贫困的地区，在西部持久不懈的生态建设确保我国的生态安全的同时，却陷入“贫困——破坏——贫困”的怪圈，如何协调好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困扰西部发展的难题。在此次研究班内，大部分学员来自西部地区，在发展的同时，他们面临着更艰巨的环境保护任务。对于如何让西部走出“贫困——破坏——贫困”的生态怪圈，成为热议的焦点。
　　位于甘肃省东南部的临夏回族自治州，每年保持政府运转的经费基本靠国家转移支付来维持。自治州副州长韩季安在谈到环保问题时，用“触目惊心”四个字来形容。他指出，我们没有理由让西部的人民安于贫困，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环保之间的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迫切寻求发展的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等因素的影响，引进项目的科技含量并不高，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污染。韩季安认为，国家在安排生产力布局时，一些国家重点工程，尤其与西部资源有关的石油、煤化工、磷化工、电解铝生产及深加工尽可能在西部安排并就地延长其生产链，尽可能将附加值留在西部。
　　对此，四川省泸州市副市长李继郁认为，对于西部来说，其经济结构以能源和化工为主导产业。资源低价或无价、使用落后技术和企业规模不经济是西部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随着西部煤、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和坑口电厂、水电站的建设，生态环境被改变，这些西部能源基地建设所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应该在输出的资源和能源价格中有所体现。据了解，截至2004年底，中国西电东送工程已形成输电能力2060万千瓦，专家测算，如果在西部输出的每立方米天然气中增加3％的生态补偿费，每度电增加0.5分生态补偿费，则每年可为西部地区筹措约13.5亿生态补偿资金。李继郁认为，要调整东输、东送、东用、东调的能源、资源产品价格，改变东送电价低于电源地区价格的状况，其调高价差作为西部省、市、区生态建设专项资金，用于项目配套资金以减轻财政压力。
　　甘肃省定西市市长助理王全进认为，生态保护与受益脱节的问题日益明显，西部地区仅依靠自身能力已经难以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重任，亟须在一些领域重点突破，以点带面，推动生态补偿发展。要走出贫困——破坏——贫困的生态怪圈无疑要有一个长期并且稳定的补偿机制。必须完善法律法规，明确补偿责任；完善管理体制，健全投融资机制；培育市场化机制；确定西部生态补偿重点突破领域。
　　重庆市丰都县县委常委、副县长程晓阳认为，必须规范中央财政对西部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要改善西部地区地方财政的困难状况，扩大西部地区的公共投资规模，增加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关系西部全局，带动作用较大的重要项目，为西部开发创造良好的条件，逐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规范转移支付形式，增强转移支付机制在均衡地区间财政经济发展差距方面的功能，应是当务之急。
　　青海素有“中国水塔”之称，为了保护好这一盆清水，青海在发展和环保，贫穷和落后中无奈地坚持着。青海省海西州州长助理寇文煜认为，国家应该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支持西部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尽力帮助西部优化其产业结构，并根据西部欠发达特点给予差别对待和政策支持，只要不影响环境、不影响生态，能创造一定税收并解决一定就业岗位的企业，应该允许其生存并在积累壮大中进行调整；下游受益地区对上游退耕还林区培植后续产业进行项目支持，每年要有一定数量，同时在劳动力培训、转移下游就业方面有具体要求。同时，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长效保障机制，使西部生态保护、治理、修复有法律保障。
　　环境执法能力建设需加强
　　说起基层的环保工作，四川省环保局副局长隋川成用以下两句话概括:小马拉大车，小米加步枪。它折射出的正是我国基础环保系统所面临的机构、执法和监测能力的建设问题。环境执法难、环境执法手段落后等问题成为我国环境监督管理体系的薄弱环节，而在经济欠发达但环境保护态势严峻的西部地区，这些问题就显得更加迫切。
　　甘肃省嘉峪关市副市长石建明向大家讲了这样一个事件，前段时间，甘肃省徽县发生因车祸导致水污染事件，环境监测部门对污染水体取样后，要经过7、8个小时的路程送到兰州进行分析测试。显然，滞后的环境应急能力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环保工作的需要。
　　对此，石建明指出，许多基层环境监理机构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配置偏低，环境执法手段和技术装备普遍落后，交通工具、通讯设备、取证仪器设备严重不足，已经成为规范执法、严格执法的客观障碍。
　　同时，我国现有的环保法规体系也存在上一些明显不足。新疆伊犁州哈萨克自治州副州长赛吾尔丁·吾买尔指出，现在有关的环境法律法规滞后，可操作性不强。现在对于企业来说，存在着“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现象，这就给环境执法带来很大的难度。同时，由于法津法规的强制性不足。环境执法主体缺乏法律赋予的强制执行手段，如查封、冻结、扣押、没收、划拨、关闭等，这使得环保行政主管部门面对环境违法行为常感力不从心或束手无策。而在某些方面的立法空白导致执法过程中无法可依。
　　环境执法作为我国环境质量保障的关口。要从根本上改变执法难的状况，为环境执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广东省韶关市副市长张志才说，国家应加强环境立法，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从法律上进一步强化环境监管主体的地位，赋予环保部门关、停、封、查、扣、收等必要的强制执行权。填补核安全、危险物品管理等领域的法律空白，增强已出台法律的可操作性，明确环境污染行为的责任主体，扩大环境责任主体承担环境责任的范围，明确破坏环境资源罪和环境监管失职罪的量刑标准。
　　贵州省六盘水市副市长叶大川认为，增加企业违法成本，提高企业守法收益。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提高现有环境违法处罚数额或者采取比例罚款制，提高环境违法成本；采取经济激励手段，对守法企业给予税收返还、财政贴息等政策支持，对长期守法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
　　云南省丽江市副市长和炳寿认为，加强环境执法力量，提高公众参与度。加大资金投入，配置执法必需的硬件设施。吸收一批熟悉法律和环保知识的人才以充实环保执法队伍。建立“公众——企业——政府”三方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环境监督执法体系，解决环境执法力量不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