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林铁钢

　　记者：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我们注意到，您近期指出“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内容”。那么，能否请您阐述一下我们应如何看待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城市化之间的相关关系？

　　蒋正华：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着重大转变，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日益成为关系到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程的重大因素。可持续发展问题已被提到了世界各国首脑桌前，并成为影响国家战略决策的基本要素。近年来，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节约型经济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成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内容。

　　可持续发展思想由环境问题而提出，见诸国际文件则开始于1972年斯德哥尔摩世界环境大会。国际上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很多，至今尚无一致公认的界定。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作出的解释是，可持续发展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内容比较含糊，各方面可以按自己的认识加以解释，被各界广泛引用。一般认为，可持续发展意味着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我国对“可持续发展”问题极为重视。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党和政府就从人口多、耕地少、人均资源短缺、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技术基础比较薄弱，面临资源、环境和人口等多重压力的具体国情出发，制定了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国策，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系统中，有两个核心内容，一是保护自然资源，二是保护生态环境。营建健康城市是保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有效措施，也是发展节约型经济、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城市化是各国发展的总趋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这种局面，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综合实力提高与国家竞争力增强的“巨大瓶颈”。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时期，大力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寻求城市化战略的进一步提升，缓解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社会公平的二元结构矛盾，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又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小城镇迅速崛起，在此期间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左右。中国政府已将“城市化战略”列入发展规划，作为21世纪中国实施迈向现代化第三步走的重大措施之一。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战略机遇期，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国家综合实力加强、国民经济总量增大、产业结构升级、科技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和信息化的实现，中国城市快速扩展和城市促进现代化的进程也将保持强劲的势头。

　　在新世纪之初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战略任务，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发挥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经济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斯蒂格利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落后。据世界银行统计，1995年，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为 75%，中等收入国家为60%，低收入国家只有28%。同期，中国城市化水平为30%，与低收入国家相近，低于中等收入国家30个百分点，与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相差更远。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这种相关性，在工业化由初期向中期迈进的加速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要把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没有城市化的大发展是不可想像的。同时，城市化的推进，可以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国家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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