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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结构蜕变 面临四大严峻挑战
作者:包永辉    资讯来源:瞭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11-9
  在过去十多年间,俞敬忠的调查报告一次次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1995年,他向中央呈送了一篇题为《粮食生产将迎来一个新的增长高峰》的报告,为中央制定农业的“八五计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他关于小城镇建设与拉动内需关系意见,促成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中有关小城镇的一句话,扩成了一大段;当农村税费改革步履维艰,一些省份打起退堂鼓时,又是他的调研成果再次坚定了决策层的信心。   这位自称为“业余调研员”的专家,又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日益下降,对这一趋势必须关注。”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说。   中国人口在19世纪初曾占世界1/3,20世纪初减少到1/4,而现在已降至1/5,并且这种趋势正在加剧。据联合国人口专家预测,到本世纪中叶,世界人口可能超过90亿,其时中国人口将不到世界的1/6,甚至更低。   “这一态势将深刻影响中国的未来。”俞敬忠认为。   劳动力优势悄然弱化   俞敬忠说,统计学上把15岁至64岁作为劳动年龄人口,年龄跨度大,如笼统地看,往往看到的是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的表象,掩盖了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如按不同年龄层次进行分析,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且看三个令人不安的数字:   其一是青壮年(18岁至50岁)劳动力将减少1亿左右。这种减少的趋势已开始显现,而2012年将是一个拐点,其后10年间,全国青壮年劳动力将累计减少1亿左右。这意味着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将大大削弱,可能导致经济增长乏力,消费需求不振,直接影响整个现代化进程。   其二是年轻(18岁至35岁)劳动力将减少7000万左右。从2012年开始,其后10年间,全国年轻劳动力将累计减少7000万左右,占同期青壮年劳动力减少总量的70%左右。实际上,近年来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主要缺的就是年轻劳动力,正是其大规模减少的前奏。“年轻中国”渐行渐远,无疑会直接影响经济与社会的活力,乃至国防的实力。   其三是城镇年轻劳动力将减少5000万左右。从2012年开始,其后10年间,城镇年轻劳动力将减少5000万左右,占全国同期年轻劳动力人口减少总量的70%左右。这反映年轻劳动力的减少,主要是现有城镇人口。而目前城乡人口教育差距呈扩大趋势,城市年轻人比重骤降,显然不利于未来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这释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我国未来年轻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农村,加强农村年轻一代的教育培训及健康投资,不仅关系新农村建设,同时关系着城市发展的未来,关系着他们能否挑起这样一肩双任的历史重担。   上述三个数字,充分说明我国虽有数量庞大的劳动力,但正在发生不可逆的变化,年轻劳动力大幅减少,结构性短缺日益加剧,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将悄然失去,也许这意味着高增长低成本时代将提前结束。   老龄化浪潮汹涌而至   俞敬忠指出,中国的老龄化不是自发的、渐进的过程,而是人为的、急骤的变化,它在社会(包括物质、思想、制度等)远未作好准备的情况下汹涌而至,大大超前于现代化进程。其突出特点有四:   一是骤然老化。中国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就进入了发达国家近百年才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状态,成为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全国60岁及以上者为1.44亿,占总人口11%以上,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1亿,占总人口的7.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到本世纪中叶,65岁及以上老人将达到3亿左右,60岁及以上者将超过4亿。而英、法、德、意等整个西欧国家现有人口总和仅为3.5亿左右。引人关注的还有高龄化问题,80岁及以上老人可能超过1亿,是现有高龄老人的10倍,比当今世界其他各国高龄老人的总和还多。   二是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美元以上,而我国刚超过1000美元。与“未富先老”相伴随的是“未立先至”,即养老制度尚未全面建立,老龄化就不期而至,给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带来巨大压力。如现有养老制度仅局限于城镇,只能顾及全国1/4的老年人口。即使如此,养老金也捉襟见肘,筹措困难。今后逐步建立城乡统筹的养老制度,并考虑到退休年龄人口与就业人员之比将从目前的1:6,到本世纪中叶可能变为1:2,养老金存在的巨额隐性缺口,简直让人不敢想象。一个祖辈多孙辈少的国家,怎堪重负?   三是晚景孤独。“四二一”家庭结构的到来,将形成中国历史上“一代孤独老人”。不论城市还是农村,身边无子女的“空巢老人”越来越多。   四是农村贫困老龄化。世界的老人中国最多,中国的老人农村最多。农村的老人处境最苦,农村面临“贫困老龄”化的陷阱。农村养老制度缺失,农村60岁及以上老人,目前享受退休金与保险救济的仅7.4%;“养儿防老”的传统开始断裂,从大家庭到小家庭,从多子女到独生子女,从儿女守在身边到外出打工,传统的“孝道’渐行渐远,家庭养老的功能在多重冲击下不断弱化。农村老人在经济上可以说是两手空空,既无积蓄,更无田产,连自己的住房也无完整产权,勉强种点承包地,赖以解决温饱,一直要忙碌到劳动能力完全丧失的一天。   中国老龄化的诸多特点,都是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富裕之前骤然老化相伴随的。它将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资源配置顺序、居民消费行为、储蓄存款消长、家庭代际关系等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是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长期风险之一。   性别失衡亮起“红灯”   俞敬忠介绍说,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4岁以下儿童男女性别比率超过120:100,严重偏离正常范围(103~107:100)。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2004年新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仍高达121:100。在全国0岁~20岁的新一代中,男比女多2600万左右。这是限制生育的政策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重叠的必然结果,意味着今后有成百上千万进入婚育年龄的男青年难找配偶。有人估计,1990年代出生的人口在达到婚龄时,将会有10%的男性被挤出婚姻市场,首当其冲的是社会最底层、最边缘的群体。试想,如果困难群体的子弟,从小“上学难”,出了校门“就业难”,长大“成家难”,这对家庭、对社会将带来多么沉重的压力。   事实上,农民工的择偶困境已日渐显现。“光棍汉”一代,将主要是流动人口,随之而来的不仅是性压抑——性冲突——性疾病(包括艾滋病)——性犯罪等一连串问题,甚至还可能通过暴力等手段寻求发泄途径。现在中国有着历史上最大的流动人口,如出现婚配“危机”,将引发一系列严重问题。   俞敬忠认为,新的人口问题,即人口结构的严重蜕变,将深刻影响中国的未来。李光耀先生在2005年一次演讲中指出,因为极端的独生子女政策而造成人口急速老化,正是中国当下最大的劣势。他对中印两国作了比较,目前中国人口平均年龄33岁,印度只有26岁,而且差距还在不断加大。我国2004年0岁~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0.5%,65岁及以上老人占7.6%,而印度分别为36%与4%。印度的年轻人口结构赋予其巨大的潜力,而我国已经收获了控制人口产生的大部分“红利”,开始提前进入老年社会,这不仅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龙象的世纪之争,而且可能影响整个世界地缘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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