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我国人口结构蜕变 面临四大严峻挑战 |
荐 ★★★ |
【字体：小
大】 |
|
|
|
| 我国人口结构蜕变 面临四大严峻挑战 |
|
|
|
| 作者：包永辉 资讯来源：瞭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11-9 |
|
|
人口问题的特殊国情
俞敬忠说，随着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下降是一种普遍趋势。而在我国，这种趋势来得更早更快，出现“未富少生”现象，这与“未富先老”一样，在世界上还找不到另一个先例。
从世界范围看，中华文化圈地区的生育率最低。如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一生所生孩子数），澳门、香港分别为0.84与0.94，为世界最低；台湾省为1.20；韩国为1.23；日本为1.33，均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美2.1，法1.9，英1.7）。
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生育率普遍较低。如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生育率多数不到1.5，大大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农村上亿年轻人涌入城市，从根本上冲击了封闭的农村传统生育观念。农民工身受城市文明的浸润，又处于工作不稳定、待遇低下、缺乏社会保障的境况之下，“迟婚少生”成了必然选择。据西部地区两个贫困县调查，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90年至1997年一直保持在11.6‰以上，最高年份达19.2‰，而随着农村外出打工人数激增，人口自然增长率快速下降，从1998至2003年平均为8.3‰，仅略高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7.4‰）。
我国教育成本畸高，教育资源配置极不平衡，子女教育已成为一般家庭的沉重话题。据世行资料，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为4.8％，其中高收入国家为5.4％，中等收入国家为5.1％，低收入国家也达3.9％，而我国只有3.28％，距国家教育发展纲要提出的4％也有距离。现在就业压力加大，子女教育花费太高，使“少生优育”成为一种理性行为。
中国妇女就业人口占全社会就业人口的45.5％，几与男子相当，这在世界上乃属罕见。而职业妇女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生活节奏的加快，结婚年龄普遍推迟，不愿为多生孩子而受拖累。
中国作为中华文化圈的核心层，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加之长期实行严格的计生政策，使整个社会，特别是年轻人的生育观发生根本变化。当前，“少生”已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共识，一种习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必然导致生育率超前下降。进入新世纪以来，虽不少地方对独生子女政策作了微调，有所松动，但我国人口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仍持续下滑。从2000年至2005年全国人口年均增加809万，而前五年（1996年至2000年）平均增加1124万，年均增长数下降近三成。这充分反映，导致我国人口下降的主要因素，已从政策性控制变为自发性下降，即人们生育意愿本身的降低。
上述诸多方面的特殊性交织在一起，构成我国在人口问题上的特殊国情，从而使生育率的下降大大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出现“未富少生”现象，形成了世界人口发展史上的特例。
决策须以科学预测为基础
俞敬忠介绍道，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总和生育率仅1.22，近年来连续多次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都在1.3左右，这是超低水平，仅及世界平均生育率（2.6）的一半，甚至低于高收入国家（1.7）。需要指出的是，有关部门考虑到超生不报或迟报的因素，认为普查数据偏低，人为调高到1.8。从一个育龄妇女平均生1.22个孩子，一下子调高到1.8个孩子，等于平均要增加0.58个孩子，即瞒报率达50％以上。这显然是有悖实际的（同样是有关部门的说法，瞒报率是6％多一点）。
这里还有一个常识性问题，即实际生育率肯定低于生育意愿，因为这不仅受到生育政策的限制，而且还有10％以上的不孕人群。而如上所述，有关部门自身的调查，生育意愿仅为1.78，实际生育率怎可能达到1.8呢？退一步说，即使达1.8，还是令人忧心。有人说，1.8的总和生育率是“慢性自杀”，1.3的总和生育率是“急性自杀”。一个国家要保持人口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求总和生育率稳定在2.1的可更替水平，即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2.1个孩子。这是一条底线，而我国早已跌破这条底线。
正确的决策必须建立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有关部门一再宣称，我国正面临“第四次人口增长高峰”，因而现行计生政策必须坚持。而实际是，当前生育旺盛期（20岁～29岁）女性人数是下降趋势，与30岁～39岁的女性人数相比减少三成以上，又何来新的生育高峰？
事实证明，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人口增长速度一直低于预期，使中央一再调整人口指标。1996年中央提出，到2000年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为12.66亿，明显低于预期。为此，中央调整人口控制目标为：到2005年在13.3亿以内，2010年在14亿以内。然而，2005年实际总人口为13.06亿，再次低于预期。这使“十一五”规划将2010年的人口目标调低为13.6亿。
人口指标一次又一次低于预期，说明对人口增长态势的重大变化，即现在中国人口已完成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进入到现代型人口再生产类型，缺乏足够的估计。如果现在再沿袭长期以来控制人口的惯性思维，继续进行逆向调节，将使中国人口从相对萎缩走向绝对萎缩，最终导致人口优势的丧失，可能酿成更大的历史性失误。
实行新的人口方略
俞敬忠认为，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成功地实施了旨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有效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减缓了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人口抚养比较低的黄金时期，促进了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任何一项政策都有其时效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改善人口结构的新阶段，现在是到了从理念到政策实行重大转变的时候了。
中国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书写新的辉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实行新的人口方略，其核心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珍惜好、保护好、发挥好中国的人口优势。当前，中国正处于人口问题的关键路口，要适时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提倡鼓励适度生育，着力改善人口结构，积极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引导人口分布，科学开发人力资源。从我国实际出发，新的生育观的具体内涵，应该是“提倡两胎，儿女双全，宝宝健康，永续发展”。
应提倡鼓励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提倡两胎应该是全面的，公平的，普适的，即不分城乡、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宗教。计生政策在城乡之间宽严有别，已导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农村，而受教育程度正好相反，这显然不利于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形成所谓“人口逆淘汰现象”。
提倡两胎应该充分尊重个人意愿。是否生两胎，及两胎之间的生育间隔等都应让群众自主决定。提倡两胎应该有相应的政策配套。如发达国家为体现公平，激励生育，个人所得税一般按家庭人均收入计算，而我国按劳动者本人收入计算，类似的制度设计需要逐步进行改革。
世界人口发展史告诉我们：人为控制生育不易，要生育率回升更难，让人多生比少生还难。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先后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几乎都未见显著成效，未能从整体上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即使放开二胎，要担心的并非是生育大幅反弹，而是低生育的惯性不易扭转，生育率很难回升到更替水平，这才是真正的隐忧所在。（记者 包永辉） 上一页 [1] [2] |
| 资讯录入：ahaoxie 责任编辑：ahaoxie |
|
上一篇资讯： 驳“中国能源威胁论”
下一篇资讯： 没有了 |
|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
|
|
用户登录 
新用户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