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费戈

　　近日，联合国发布报告称，虽然中国在普及供水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中国的河流湖渠遭到了严重的农业、工业和生活污染。水污染和缺乏清洁饮用水问题亟待解决。 

　　实际上，水的普及性供应的确同水的污染是相关的。中华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博士告诉笔者，从逻辑上讲，水供应到一阶段就会产生污染性缺水。道理很简单，水资源的分布是不均等的，南方丰北方匮，但现代工程技术可以克服这个地理区位上的问题，比如中国耗资600亿美元的南水北调工程。但水资源的长距离调配，水供应的急剧普及，必然产生消耗问题，工程污水排放问题和新的衍生污染物问题。而且，水务部门既管供水也管排水污水，自然希望两头都做大，更多的供水（工程型）会带来更多的污水（更多的污染），在这个过程中，水质就被牺牲了。相反，节水原本是推进水质改善的力量，但是，它显然不符合部门利益，所以节水的严厉性和紧迫性其实是被削弱了。这个有趣的“水的辩证法”揭示了污染自我强化的机制。

　　不仅如此，环境污染问题的另外一个自我强化的机制更为重要，是一些知识精英的迁移和国家智力资源的耗散。最近，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中国宣讲了他的一个新发现：“绿猫。”他说，“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但是我觉得，不管白猫黑猫，不是绿猫就抓不到老鼠。”他的意思是，一个国家的生态环境，在未来是争夺其他地方知识精英或者挽留本土知识精英的重要变量。知识经济和开放的世界人才流动体系给予了知识精英挑选自己处境的特权，于是，青山绿水将比银元钞票更重要。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很好，但是污染严重，那么，知识精英会逃离这个环境，这使得这个国家无法获得足够的智力资源在经济上升级。

　　这个“绿猫”显示了：在一个开放的以抢夺人才为至高目标的世界里，生态环境通过影响智力流，进入了真实的生产函数体系里面。生态环境也构成了一种凌厉的生产力。事实上，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正在沿着“绿猫”理论的逆向线走着。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目前大约有4300万慢性肺病患者，每年大约有100万人死于此病。而且中国的慢性肺病患者日趋低龄化，30岁得病人群占比大幅度上升。慢性肺病的两大致因：吸烟和空气污染。由于吸烟有一个过程期，所以导致患者低龄化的主要原因一定是空气污染，而空气污染将给那些年轻的知识精英产生心理上的阴影。随后，他们的走向也可能将会决定经济结构的升降。

　　托马斯·弗里德曼的“绿猫”是对Grossman和Krueger等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替代，“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洋溢着一种愚蠢的乐观，认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虽会破坏环境，但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发展却能够带来更加环保的技术，从而有利于环境的改善。也许就像带来强大的冲击波的“斯特恩报告”说的那样：我们的确过去高估我们对环境的修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