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危机加剧，2024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幅首次突破1.5℃，国内极端气候事件突发频发，给城市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峻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亟须加强应对气候安全风险的战略规划，加快构建气候安全保障体系，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气候安全屏障。

全球气候安全形势日趋严峻

全球气温持续上升，气候安全形势严峻，大国博弈、逆全球化、贸易战与地缘冲突等一系列因素叠加，严重阻碍了国际气候合作，导致气候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

一是全球温升速度持续加快，突破气候临界点的风险显著增加。世界气象组织（WMO）《2024年全球气候状况》确认2024年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首次突破1.5℃的全球温升控制目标。即使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至2℃范围内，全球16个气候临界点已有9个被突破，分别是格陵兰岛、南极西部冰盖崩塌，低纬度珊瑚礁死亡和大范围的永久冻土突然解冻等。

二是气候灾害的破坏性与级联风险日益增强，适应能力的区域差距加剧应对挑战。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UNDRR）报告显示，过去20年来每年平均发生350起—500起大中型灾害事件，到2030年灾害事件数量将达到每年560起，平均每天1.5 起。从灾害影响看，发展中国家遭受损失较大，平均每年因灾害造成的GDP损失达到1%，而发达国家仅为0.1%—0.3%，亚太地区遭受的灾害损失最高，平均每年因灾害造成的GDP损失达到1.6%。因此，必须系统应对灾害风险，大幅增加对气候适应和复原力的投资，缩小早期预警与适应差距。

三是气候变化成为21世纪全球最大的发展与安全威胁，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影响日益深化。2022年3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二工作组报告指出，全球约33亿—36亿人生活在气候变化高度脆弱的地区，极端气候事件将成为未来十年全球面临的首要风险。

四是尽管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国际发展潮流，但是全球层面仍存在巨大的减排、适应与资金缺口。截至2024年5月，全球有151个国家提出碳中和目标。总体来看，目前全球气候行动力度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对国家自主贡献（NDC）实施进展评估，自2015年以来各国气候行动进展有限，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将上升2.6℃—3.1℃，这与《巴黎协定》提出的全球温升控制目标存在巨大差距。

五是大国博弈与逆全球化阻碍国际合作，进一步恶化气候安全形势。一方面，美国、欧盟、日本等为维护国家安全，提出建立自主可控的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引发全球范围内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另一方面，全球绿色贸易壁垒越筑越高，严重阻碍我国相关产业发展与经济系统的绿色低碳转型。2023年欧盟推出“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2026年正式生效，CBAM等单边措施呈扩大化趋势，将重塑全球贸易规则，撬动全球经贸格局变化。2024年美国、加拿大、欧盟等以反补贴、产能过剩、去风险等为由，大幅增加中国电动汽车进口关税。2025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再次退出《巴黎协定》，4月，推出全球“对等关税”政策，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严重冲击，中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出口面临严峻挑战，绿色低碳产业持续发展受冲击较大，亦不利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与绿色低碳转型。

我国气候安全前景不容乐观

我国位于全球气候敏感区，气候变化严重威胁生态系统安全，人居环境、人体健康、能源粮食资源及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风险加剧，对于我国目前面临的气候安全风险，亟须开展气候安全的系统化、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治理。

一是极端气候灾害风险。气候变化造成极端气候事件增多趋强，如高温热浪、暴雨洪涝、极端干旱等。从灾害类型看，暴雨洪涝造成的经济损失、人口伤亡最高，影响到我国七大区域几乎所有重点行业，且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在深化。我国普遍存在高温热浪、城市内涝适应能力薄弱问题，进一步加大了极端气候灾害造成的经济社会损失。

二是生态系统风险。气候变化加剧区域荒漠化、水土流失、石漠化等风险，挤压自然生态空间。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栖息地破碎化问题突出。气候变化造成海洋酸化，加剧海洋生态系统风险，近海生态恶化趋势尚未得到全面遏制。

三是城市与人居环境风险。气候变化与城市化叠加导致热岛、雨岛、干岛、静风岛和浑浊岛“五岛效应”加剧，造成人们生活居住条件恶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暴雨洪涝风险较高，东部沿海城市面临海平面上升引发的风暴潮和海水入侵问题加剧。干旱、荒漠化、水资源匮乏等导致土地生产力退化、生态环境承载力下降，降低区域人口承载力。西部农牧交错带和黄土高原气候风险较高，我国超过70%的气象灾害发生在西部农村地区。

四是人体健康与公共卫生风险。高温热浪造成的死亡风险显著升高，脑血管与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显著增加。气候变化导致媒传疾病扩散风险上升，登革热、感染性腹泻、血吸虫病等传染病控制难度增大。

五是能源、粮食及资源安全风险。极端天气引起水电、风电、光电等可再生能源出力（指瞬时发电功率，反映发电系统的实时运行能力）与电力需求急剧变化，威胁电力系统安全。2022年，极端高温干旱天气导致西南、华中等地电力供应紧张，川渝等地电力短缺严重。极端干旱加剧水资源短缺，农业与旅游业受到重大影响。气候变化导致农作物产量与品质下降，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六是基础设施风险。气候变化导致重大水利、交通、电力、输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安全运行风险加剧。气候变暖引起冻土退化，青藏铁路、中俄输油管道等冻土区工程风险加大。极端天气严重影响公路、铁路和航空正常运行。

七是低碳转型风险。自2020年我国“双碳”目标提出以来，各部门各地区积极推动相关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但也有部分地区“两高”项目反弹，引发能源安全、经济安全、民生保障等一系列问题。能源转型带动新能源行业大规模发展，全球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加快，关键矿物持续稳定供应面临风险挑战。

八是政策应对风险。目前我国气候风险应对主要包括防灾减灾与应对气候变化两大领域。总体来看，气候风险应对在系统规划、政策供给、监测预警、统筹协调机制等方面与保障国家气候安全的战略需求相比仍有差距。

“十五五”时期需加快气候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鉴于全球气候安全形势严峻，气候临界点濒临突破，国内极端气候事件突发频发，我国需要强化气候行动，加快研究制定“减缓—适应—安全”三轨战略，通过能源转型、技术创新与国际合作实现深度减排，通过强化气候适应能力、韧性基建与早期预警提升经济社会系统韧性，全面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安全挑战。

一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研究制定新形势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适应—安全”三轨战略及政策体系。气候变化、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之间相互作用产生复合型、级联性风险，一些不利影响已超出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面对极端气候风险急剧增加、突破临界点的风险显著上升等气候安全新形势，要推动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安全战略，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对于超出适应能力的气候风险，要树立底线思维，建立托底性气候安全战略应对措施，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是坚持大安全观，推动建立全过程、多层级气候安全治理体系。战略研究方面，系统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对我国生态系统、人群健康、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人居环境、低碳转型等重点领域的风险挑战、影响机制及相关应对政策。风险评估方面，加快识别敏感生态系统的气候临界点与风险驱动因素。监测预警方面，运用AI新兴技术加强预警能力建设，加大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建设投资。综合响应方面，持续完善法律法规、部门联动、社会援助、市场机制、公众参与、能力建设等多层级气候安全保障体系。

三是统筹发展与减排，强化系统性减排行动。加快能源转型，可进一步减少化石燃料使用，推动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加快发展光伏、风电颠覆性创新技术，减轻极端天气事件对新能源系统造成的破坏与冲击。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排放领域持续强化节能与能效提升，提升强制性能效标准，推广节能低碳技术，降低单位GDP能耗与碳排放。加快碳捕获与封存技术（CCUS）示范应用，试点钢铁、水泥等高碳排放行业净零改造。充分发挥碳交易、绿色金融等政策工具对企业碳减排的激励约束作用。

四是加强早期预警与韧性基建，全面增强重点领域气候适应能力。完善气候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网络，实现极端天气72小时预警全覆盖。气候风险显化促使“韧性基建”成为重点，改造城市排水、电网等生命线系统基础设施，减轻热浪、暴雨等灾害造成的经济社会损失。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巩固森林、湿地等自然碳汇，提升生态系统韧性。加快防洪工程建设，提升农业抗灾能力，开发创新型海岸防御系统等。

五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共同应对气候安全挑战。我们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内外统筹，系统规划应对气候变化、贸易安全及转型安全，加强国内气候风险管控与国际气候治理协同推进。坚持减缓与适应并重，统筹推进“双碳”工作与气候风险应对。坚持“先立后破”，加快发展绿色低碳产业，确保安全降碳，积极应对绿色低碳转型风险。

六是强化科技创新和公众参与双轮驱动，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加大清洁能源研发投入力度，推动新型储能技术突破，解决可再生能源间歇性、波动性问题，保障能源安全。推动设立气候专项基金，支持脆弱地区适应项目，实现公正转型。加强公众教育与行为引导，提升企业气候信息披露要求，实现消费与生产的良性互动。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科普宣传，推广低碳生活方式，促进全民参与。

七是开展试点示范建设，积极探索气候安全城市建设路径举措。开展气候安全城市试点建设，推动数字化建设、智能设施与信息平台深度融合，构建全天候、全要素、全过程的城市气候安全防护体系，显著提升城市气候风险感知能力、风险防范能力与应急响应水平。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深度学习技术等，提升气候变化多灾种早期预警水平，加强新型气候灾害风险防范能力。运用数字孪生技术推演灾害场景，优化应急响应方案，提升城市防灾减灾的主动性与决策效率。加快推动“韧性基建”，全面提升城乡基础设施、脆弱区域、脆弱群体的气候风险适应能力。

作者单位：刘长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潘家华，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