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在两会上说，“一个正部长按规定应该坐排气量2.6的汽车，如果现在换成1.8的，就该变副部长了；这是不是说官员级别越高，就越可以多浪费资源？”徐匡迪这番话的意思是，建设节约型社会得从点滴做起。换个角度看，这一现象还包含着另一深意：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不同，对环保承担的责任也有不同；社会公平程度，是影响环保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

　　环境保护与公平有关联吗？有，美国在全球环境保护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个例子。美国富有，美国人的废气排放全世界第一，治理全球大气环境，美国应该拿大头。但是，美国就是不签《京都议定书》，坚决不买这个单。盟友们喊不公平，发展中国家说这是搞霸权主义，可是人家照样我行我素。主要责任人缺席，议定书的分量当然要打折扣。

　　这种“为富不环保”现象，在国际上有，在一个社会内部也以不同形式大量存在，这是制约环保水平提高的阻力。

　　在环境资源的占有消耗上，富者高于穷者，但经济窘迫者往往是环境污染的最大承受者。一个在公共景区建别墅的人，与一个住在闹市单元房里的人，谁占有消耗的资源大，谁承受污染的程度高，一清二楚。那些经济落后的地区为了发展，不但要把秀美的风景区和大片的良田拿出来招商引资，还得源源不断地向发达地区输送资源。更加不堪的是，富裕地区和人群有能力补偿污染给自己生活质量带来的损害，但穷者却没有能力选择，更无力应对因污染而带来的损害。越穷环保越难保，在一些地方成了难以破解的恶性循环。究竟谁是损害环境资源的主体？肯定不仅仅是贫困人群和贫困地区。草原沙化了，大家都痛心，沙尘暴来了，城里人为此叫苦不迭。殊不知，沙化跟市场对羊肉、羊毛的巨大需求有关，而富裕地区和富裕人群应该是羊肉、羊毛的最大消费者，理应是草原沙化的责任人。

　　但是，最大的“消费者”，未必是最大的买单者。谁都知道，环保一是“保”，二是“治”，国人在环保方面欠账太多，治理的钱由谁出？我们经常说，谁污染，谁治理，但是效果不算好。淮河治理了一次又一次，依然养不活鱼，主要问题不是找不到污染“事主”，而是找到了“事主”却没有能够令其自觉拿出补偿的有效办法。大气河流，是天赐的公共用品，但不能无度使用，谁糟践了谁治理，谁糟践得厉害，谁就得拿大头，这个道理应该是讲得通的。现在麻烦的是，我们缺乏一个合理有效的社会补偿机制。

　　上个世纪70年代兴起的环境经济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政策主张——运用经济手段进行环境管理。即通过税收、财政、信贷等经济杠杆，调节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污染者与受污染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全社会形成健全的环境保护补偿机制。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政策主张并不是向富者“敲竹杠”，而是按其消耗环境资源之多少，确定各社会主体的环保补偿责任，谁该拿多少就拿多少，既不搞大锅饭平摊，也不“吃大户”。有此良策，因环保引发的种种社会紧张，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环保事业也能得到更大的财力支持，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