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毛如柏在一次重要会议上透露，全国人大将逐步完善有关公民环境权的法律规定，保障公民能够有效地行使健康权、知情权、参与权等权利，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各种环境决策的法律制度和程序。

　　平心而论，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对环境污染问题不可谓不重视。环保总局也掀起环保风暴，试图规范、扩大其行政执法权，以防范或治理环境污染。但事实证明，仅有环保部门的行政执法权远远不够。

　　问题不只在于，环保监管部门处于地方政府控制之下，很难独立公正地执法。环保部门还面临信息难题，它未必能清楚知道环境污染的详情。

　　与之相对，民众却具有这样的优势。他们身处污染当中，自然对污染最敏感；他们因身受其害，也有阻止污染的最强烈的激励。因此，赋予普通民众以环境权利，肯定是维护清洁环境、阻止环境污染更重要、最有效率的途径。

　　从法学角度看，环境权是一项概括性权利，其中有很多具体权利，除了毛如柏所提到的几项权利，还可以列举出很多更细致的权利，比如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免受过度噪声干扰权、风景权、宁静权、眺望权、通风权、日照权等。这些权利，有些已体现在民法中，有些则需要立法机构经过仔细研究，通过立法予以规定。

　　不过，我们的法律体系始终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缺陷：重视在法律文本中授予权利，而疏于设计保障这些权利的机制。近年来，公众的环境意识显著增强，各地民众纷纷自发地开展环境维权活动。然而，与污染企业相比，污染受害人在环境维权诉讼中，却似乎普遍处于弱势地位。法院通常不受理这样的案件，即使受理，官司也旷日持久，少数受害者最后精疲力尽，被迫放弃维权。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

　　在法律授予当事人的权利遭到侵害时，行政机构、尤其是法院假如不能提供及时而有效的救济，则这种权利对当事人就没有意义了。因此，立法机构在考虑立法保障公众环境权之时，实有必要将最重要的精力用于设计相关的救济方式上。行政救济也好，司法救济也好，都要让享有环境权的人比较方便地从环境侵权者那里获得赔偿。

　　当然，这涉及到诉讼制度改革问题。比如，可能需要引入公益诉讼制度，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放松对原告资格的限制，使得关心环境公益的律师、民间环保组织，也可以对与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环境污染企业提起诉讼；同时，也可考虑在现有的共同诉讼和代表人诉讼之外，借鉴美国广泛运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集团诉讼制度，充分保护群体性的民众环境权。

　　在法律作出这些修订之前，通过民间社会的内部合作，也可以更有效地开展环境维权。通常情况下，遭受最严重环境侵权的群体，总是那些处于弱势的民众。他们通常缺乏维护自身权利的知识和资源，需要公益律师、民间组织对其提供援助。这方面，已有成功案例。比如，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专家、律师，帮助重庆壁山县一个村庄的154位村民，就一家企业的水污染和噪声污染提起诉讼。不久前成立的中华环保联合会，也将专门成立维护环境权益中心，对有影响的环境侵权案件以及跨区域、跨流域的重大、特大环境侵权案件进行调查，提起诉讼，帮助受害者尤其是弱势群体维权。

　　只有借助这些权利保障、救济机制，民众的环境权才能真正地落到实处。得到保障的环境权利，是对抗污染的利器。对于侵权者来说，权利就是一种成本。民众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其实就是防范和治理环境污染的过程。每个民众维护自己的环境权，其所形成的防范和治理污染的效率，将是单靠行政执法所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