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交通基础设施与自然生态系统从博弈走向共生、从割裂走向融合，是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肩负的对历史、对人民、对地球家园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公路学会理事长、交通运输部原副部长翁孟勇在日前召开的第三届亚洲交通生态学术会议上强调。“亚洲作为世界上大陆性最强、地理环境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洲之一，推动交通与生态协同发展意义尤为重大。”翁孟勇说。

此次会议由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牵头主办，会议以“生态·融合·创新”为主题，汇聚了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交通运输、生态环保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领袖与国际组织代表，围绕交通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技术创新、政策设计与实践路径等展开深入探讨。

“道路生态环境影响需要进行长期跟踪监测和成效评价”

研究表明，路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范围约占国土面积的18%。路网对生态环境方面的影响突出，可能导致生境破碎化、原生植被破坏等。交通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院长陈济丁在会议期间系统展示了我国交通生态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陈济丁介绍，我们对于青藏高原公路铁路路域生态环境进行了长达21年的长期跟踪监测，通过持续观测系统揭示了公路、铁路对沿线植被、水系、冻土及野生动物等核心生态要素的空间叠加效应。陈济丁强调：“交通的生态环境影响具有时间累积性和空间叠加性双重特征，因此，需要进行长期的跟踪监测和成效评估，为交通生态保护科学决策提供核心支撑。下一步需要建立交通路域生态监测站点，构建生态数据库，对一些长期性累积影响进行科学评估。”

谈到对未来的研究展望，陈济丁认为，在植被修复方面要突出自然解决方案，比如要加强表土资源的保护与高效利用，充分发挥其天然种子库功能；要筛选适宜的乡土植物，制定科学合理的植物配置模式，促进植被的正向演替；要重视植被的后期管理，通过适度的人工干预来加速构建稳定和丰富的植物群落；就动物保护而言，还要进一步拓展研究的广度，从聚焦于大型野生动物进一步拓展到两栖类、爬行类甚至昆虫等，研发兼顾大型和小型物种生存需求的生态连通一体化廊道。此外，面对当前极端气候事件和自然灾害频发的现状，需要研发新技术以充分发挥路域植被根系对坡面土壤的固持作用，推动路域生态修复与工程韧性协同提升。

“我们也要应用好人工智能大模型、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交通生态监测评估工作，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与技术支撑。”陈济丁补充道。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保护地委员会连通性保护专家组主席加里·塔博尔（Gary Tabor）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会议，并分享了全球生态廊道建设的最新实践进展。他认为，在项目规划设计阶段就要规避生态敏感区，如坦桑尼亚动物迁徙路线、印度老虎栖息地等。实践表明，早期干预与科学引导比事后修复更有效。面对交通发展对野生动物带来的生存威胁，他表示：“我们既要为人类修建便捷的交通道路，也要为动物保留安全的生存通道。通过构建区域生态廊道网络，修复被割裂的栖息地，让自然生态系统重新连接起来。”他还分享了赞比亚野狗生态廊道的实践案例，在他看来，良好规划的生态公路可同时促进旅游业发展，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

“未来需从全类型移动源、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全链条系统治理三个方面深化转型”

今年是巴黎协定签署10周年，世界各国正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低碳的发展。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的地位，也是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领域。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万军介绍了过去10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万军强调，我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离不开交通运输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万军强调，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交通运输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和主要碳排放源（碳排放占比约10%），亟须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未来需从全类型移动源、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全链条系统治理三个方面深化转型，并强调国际合作与跨界协同创新，共同推动交通生态学发展，助力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和全球绿色发展。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徐洪磊系统阐述了中国绿色交通发展的战略路径，分享了宁波舟山港至义乌的新能源重卡线路、宁波至嘉兴的全国首例纯电动海船等典型案例。徐洪磊说：“我国在重型运输工具清洁化转型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面向未来，徐洪磊指出：“未来五年是我国实现交通领域碳达峰的关键期。我们将重点推进交通用能结构的低碳转型和客货运输体系的效能提升。”

世界银行中国局首席环境经济学家乔万宁（Giovanni Ruta）从全球视野分享了交通绿色发展的国际经验。他强调：“我们必须系统性地推动交通领域绿色发展变革，减少人均排放，并加强国内物流体系的韧性建设。”他特别指出，“我们并非要限制发展，恰恰相反，是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发展的核心，通过前瞻性的政策，走出一条真正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交通发展主流，不是单一行动，而是系统性变革过程”

交通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其复杂性和挑战性远超单一国家或地区的应对能力。来自各国的专家学者也就当前交通生态学发展情况进行了交流。

欧洲基础设施生态学会副主席拉杜·莫特（Radu Mot）详细介绍了欧洲在生态连通性保护方面的创新实践。他表示：“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交通部门主流，不是单一行动，而是系统性变革过程。”同时他强调了新技术应用的潜力：“数字孪生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通过构建数字模型，我们可以在决策前模拟不同方案的生态影响，这将大大提高规划的精准度和公众参与度。”

北京林业大学原校长安黎哲从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高度提出了“生态交通”体系的构建思路。他强调，当前亟须推动从“交通生态建设”向“生态交通体系”深刻转变。他建议，要通过数字化、指标化手段，构建包含经济体系、文化体系、制度体系和目标责任体系在内的生态交通完整框架。这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制度创新和文化引领，将生态理念融入交通规划、建设、运营的全过程。

据澳大利亚交通生态学会主席罗德尼·范德里（Rodney van der Ree）介绍，在全球道路与车辆数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动物路杀等问题将日益严峻。他提出，当务之急是整合创新技术，建立“车企+生态学家+政府”的跨学科合作联盟，整合车辆设计、生态监测、政策监管等多方资源，增强现有野生动物保护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于积极拥抱新技术，搭建智能监测系统和预警机制，开放数据平台，加速技术迭代，以进一步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