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倩

那是2005年的秋天，研究亚洲象行为生态学的潘文婧跟随师兄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寻找着野生亚洲象的“足迹链”，希望了解象群活动的情况。途中，走到一条公路边。这时，她听到一声很刺耳且很长的“鸣笛”，误以为有重型卡车经过。

这时，师兄拉着潘文婧就跑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说“快走，那边有象。”那是潘文婧第一次听到亚洲象的叫声，后来她知道这是它们召集同伴或是发出警告的意思。一会儿，果然野象出现了，潘文婧一行人隔着一条河，真的看到了对岸来到玉米地觅食的3头公象。隔着河，他们就这样开心地观察了好久。

16年过去，潘文婧还在国际环保组织从事国际国内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各项议题研究，既有关于亚洲象栖息地、国内森林保护的内容，也有刚果盆地热带雨林的非法砍伐和非法贸易项目等。

“这次云南野象群迁徙的消息让各界很关注。这些年非法盗猎等现象基本杜绝了，野生象数量逐步增加，保护象群的工作不断深入和推进。但同时，象群出走也说明对当前数量不断增加的亚洲象而言，它们的栖息地仍存在一些问题。”潘文婧说。

两波林地转换对野生象栖息地环境产生影响

在云南，15头野生亚洲象的迁徙路线变得扑朔迷离。从开始的一路向北，到近几天象群先行向西南再转向西北迁移，专家们给出了不同解答，网友们也开始打趣“这样高的关注度，有的象可能走着走着就成了事业编。”

在潘文婧眼中，这一群象进行这样远距离的一次迁徙，是一次偶然事件。要分析象群为什么出走，仅对这一次偶然行为进行归因判断是不够客观的，应该放大到亚洲象这个群体去进行研究。

“就亚洲象这一物种来看，它本身具有季节性迁移的习性，会根据气候或者其他环境因子改变活动范围。一般而言，它们会在几十甚至数百平方公里的活动范围去寻找食物、水等。但近些年来，根据公开信息以及一些研究和监测团队的观察，野生象群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向外扩散的情况还是很明显的。不仅仅是这一次出走事件。”潘文婧说。

她表示，一方面，国内野生象的数量已经增加到大概300头，这说明了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加严，对亚洲象的非法盗猎等现象基本杜绝，保护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但另一方面，野生象出走的原因仍与它们缺乏足够的栖息地有关。

尽管从1986年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就升至国家级，以“更高规格”保护当地的森林生态系统以及亚洲象等野生动物。但对于野生亚洲象而言，它们并没有核心区、缓冲区的概念，更不知道边界在哪儿。数十年来，它们的活动范围一直是涵盖保护区及保护区外的大片地区。

最新研究数据显示，西双版纳全州亚洲象适宜栖息地（乔木林和灌木林）的面积在2000-2018年减少了40.68%。潘文婧表示，这些栖息地的丧失并不意味着保护区的工作不到位，而是有相当大一部分位于保护区的适宜林地丧失了。因为保护区的情况相对特殊，一些村寨长久存在，随后才划定了保护区的范围。尽管在核心区，村寨基本上已经搬迁出来，但在缓冲区和试验区，仍有不少村民拥有集体林的使用权。

“这些集体林被农户承包，他们有权利砍去之前的天然灌木、乔木，然后去种植一些效益更好的经济作物。从2000年到2018年，这18年间，不管是西双版纳还是普洱，保护区周边都经历了两波林地转换的高峰。第一波约在2000年-2010年期间 ，因为橡胶市场较好，不少农户选择将承包的林地或者原本的轮歇地改种橡胶。第二波是前些年，正值普洱茶发展的黄金时期，又有一大波农户选择了种茶，因此在保护区外，天然林的变化还是很明显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村寨里的村民、族群大多面临着发展的诉求，但是保护区面积也不可能总是无限扩张，因此，这的确是现实。”潘文婧表示。

昔日“森林王”在斯里兰卡沦落到吃塑料垃圾，人象冲突日益凸显

2015年12月，在印度默哈嫩达的Gulma野生动物保护区附近，正在行驶的火车遇到了突然出现的一头母象，列车来不及刹车，大象当场被碾压死亡，火车也部分脱了轨。

当地专家分析，大象会跑上铁轨的原因除了偶然因素，更深层的原因或为环境恶化。近年来，印度的森林面积不断缩小，大象的领地也越来越多地被人类侵占，再加上偷猎、交通事故等，每年都有为数不少的大象死于与人类的冲突中。

由于地球上的大型食草动物大多在上一个冰川期灭绝，像亚洲象、非洲象、犀牛这样的顶级巨型食草动物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无法被其他动物填充，它们的种群一旦退化，对于它们所生存的生态系统，将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

随着亚洲象和非洲象所依赖的森林、草原被不断破坏，人象冲突普遍发生，特别是在一些人口稠密的亚洲国家。潘文婧表示，人类活动的扩展，造成亚洲象栖息地的减少和片段化，人和象的活动区域有了越来越多的交叉，这是造成人象冲突的根本原因。

2020年12月底，有媒体披露在斯里兰卡东部省安帕赖的垃圾填埋场，来自于邻近自然保护区的野象群，因为自然环境改变，开始每天例行性地离开丛林、进入垃圾场内翻垃圾、找食物，甚至因此中毒死亡。

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斯里兰卡的“人象冲突”形势十分严峻，尽管民间一直有“崇拜大象”的社会文化，但为了生存空间彼此对抗的这场“人象战争”仍不断白热化。

目前，亚洲的13个国家有野生亚洲象的分布，例如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等，野生亚洲象总数约为5万头。

人象生存空间冲突能否“破题”？

人象生存空间冲突已经成为亚洲一些国家的共同难题，我国自然也不例外。云南的小断鼻家族只是一个缩影，针对栖息地的减少和碎片化问题，潘文婧提出了几点建议。

她表示，首先需要对更大面积的亚洲象栖息地保护和修复进行整体规划，可以是跨地州层面的，也可以引进国家公园的概念，参考大熊猫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管理模式，打破行政区域和现有保护区边界，做到统筹管护、信息共享。

其次，可以考虑从农户手中赎回或其租赁承包的林地，进行更加科学的土地利用规划。并应充分考虑当地农户的发展需求，做好补偿和生计替代等工作。

第三，亚洲象并非仅是西双版纳州的保护动物，它是国家级的一级保护动物。为保护亚洲象投入直接成本的是当地，但保护的成果是具有公益性的。所以应通过生态补偿机制，让当地的保护工作得到更好的支持。并且，如果能在保护好亚洲象及其栖息地的同时，通过更好的生态旅游规划让国内外公众观赏亚洲象以及了解当地森林生态系统的不断改善，这部分收益也是颇具意义的。

16年前那个秋天，潘文婧隔着一条河，第一次见到玉米地里的野生亚洲象。那时，她还不知道那片玉米地就是专门为亚洲象打造的第一代“食物源基地”。

在那个年代，野生象们格外热衷于“流连”当地农户的庄稼田地。种了一季的粮食作物，往往没等收获，就被憨憨的大象们搞了破坏，农民有苦说不出。第一代食物源基地，就是那时候西双版纳国家级保护区为了给村民争取抢收庄稼的时间而建设的。

如今，16年过去，食物源基地也从曾经的玉米地发展到如今更为科学的“亚洲象栖息地修复”工作，保护区管护局在植被退化的地块上清除入侵物种，并种植亚洲象采食的本地植物——构树、粽叶芦、野芭蕉等，力图通过人工手段促进自然生态系统修复。无数的镜头还在记录着野生亚洲象的“出走”轶事，而一代代专家学者帮助亚洲象获得更佳生活环境的故事正未完待续。